韩国金融自由化镜鉴

嘉宾

郑德龟

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韩国企划财政部前副部长

金英德

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前主席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高海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是中国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但怎么规避改革所带来的风险却是改革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韩国较早地完成了以利率和汇率为代表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或可为中国改革之镜鉴。

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是什么?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对宏观政策决策和传统的银行业来讲，最大的风险来自哪里?韩国金融自由化历程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和启示?8月10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韩国东北亚研究基金会共同组织韩国系列演讲，探讨“金融自由化”、“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各种韩国曾经经历过、中国正在面临的挑战，为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

在演讲中，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韩国企划财政部前副部长郑德龟依据韩国的经验教训给中国提出了三个建议，即：不犹豫、不轻率以及与其他政策领域保持协调;他认为中国金融自由化应该尽早开始，但进程一定要适度(Early Start, Solid Step)。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则在研讨会开始就直接切入主题谈到金融自由化的意义，但是他提醒说，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弄清步骤、分清先后。

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前主席金英德先生则十分强调亚洲区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充分利用亚洲地区丰富的外汇储备，建立亚洲区内金融合作机制，共同防范汇率等对亚洲经济带来的冲击”。

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有问题

李扬：金融自由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不是必要，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讨论的。在这次危机之前，大家感觉已有确切无疑的答案，的确应该自由化，但是这次危机告诉我们，那种不加约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体制相配合的单纯的金融自由化是有问题的。所以关于金融自由化的问题，应该将理论和实践综合起来讨论。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金融自由化作为一个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到底是使用“金融自由化”好，还是用“金融市场化”好，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过去中国不太愿意用“自由化”这个词，很多场合都把它说成是市场化。现在看起来这种考虑还是很有意思的，“金融市场化”在我看来比“金融自由化”更能够揭示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当然迄今为止我们在所有的资源配置机制中还没有找到比市场化更有效率的机制，我们改革是要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是确定的。

在谈资源配置的时候，金融业本质上是一个信息行业，金融业作为信息行业有两重任务，一重任务是它广泛依赖信息从事金融活动，另外一方面它要更进一步地揭示信息，用这样一些信息引导资源配置。如果说承担着这样一些功能，这样的信息就不能是扭曲的、间断的、片面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真实的信息，必须是连续的信息，必须是全面的信息，现在看起来，在所有的制度中，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最能够完成这些功能。因此，市场化的改革是应当肯定的。

同时金融市场化也是一个全球现象，世界各国都在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在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塑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哪一国不这么做，或者步调慢一些，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可能就丧失竞争力，资源就有可能流出这个国家，流向他国，这无疑会使得这一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

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次序

李扬：金融自由化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和领域，这些内容和领域如何安排优先次序，是不是存在优先次序，这是需要讨论的。现在大家已经非常肯定是需要次序的。

关于次序迄今为止的一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和对外的自由化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个讨论很多，一般认为对内的自由化要先于对外的自由化。但是也有相反的，比如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在某些时期对外的自由化要早于对内的自由化，理论上有这样的顺序存在。再比如自由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对外部门，汇率、外汇的问题，到底是汇率自由化在前，还是外汇管制放松在前，这也是有争议的。一般，有些国家汇率自由化在前，外汇管制放松在后，这样有一个好处，在汇率还没有找到均衡点的时候，不至于使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但是中国似乎在一段时间里是外汇管制改革放松在前，而汇率改革相对滞后，到现在改革还没有完成。现在的顺序又重新理了一下，至少两者是齐头并进，不强调明显的次序关系。

另外的两个顺序问题包括，法律制度和市场实践的先后顺序以及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的关系。在制度与实践顺序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定论，作为后发国家，之前我们可以从其他发达国家借鉴或者直接引进一套监管体系，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需要进行一些探索，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而言，实践肯定是先于理论的，实践肯定是先于制度安排的，本身学理上探讨可以这么讲，但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很难区分出先后。

在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关系层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在讲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企业要有一个完善的治理机制，金融企业也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治理机制，否则利率不能市场化，他很明显地摆出一个顺序，实体企业改革在前，机构改革在前，市场改革在后。

郑德龟：现在中国对外实施资本市场开放主要的顾虑，在于海外资本在国内市场流动过多导致央行的利率政策失灵，认为在资本市场开放之前，必须要先实行利率自由化，因为资本市场一旦开放，利率稳定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利息下降的话资金是流出的，根据利息的幅度，资本调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资本开放的初期阶段，这样的机制运行是不那么顺利的。如此，中央银行将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这也就是李扬院长谈的内外顺序问题，另外在内部的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也存在先后，先开放长期资本市场还是短期资本市场?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因为当时已经比较晚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交易是首先进行的，然后是股市，债券市场的开放相对比较晚。在韩国，为了减少大企业集团的负担，我们先开放了短期资本市场。但是股市风险比较大，没有说谁投资就一定能取得成功，流入韩国股市的外国资金主要来自欧洲，而且规模也不是很大，美国就更少了，如果这样的资金进来得太多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中国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中国是长期资本优先，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一旦快速开放的是存款市场以及债券市场，海外融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可能会有6%左右的利息差，风险是存在的。

韩国自由化经验与教训

郑德龟：韩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始于1991年的“五年计划”，当时我们宣布“每年开放5%”，如果一次性地实行完全的自由化，可能会遭到一些投机性的攻击，所以韩国分阶段来推进。韩国的特点是进行了预告制度，我们事先宣布今年是5%，然后是10%或者15%，这样分阶段地不断扩大，也不断培育国内市场，采用了这样一个分阶段的政策来推进。分阶段开放股票市场，虽然有一些外资资本进入股市以后对股市有影响，但是影响有限，现在韩国的投机市场逐渐趋于稳定，这是韩国的特点。


 

责任编辑：王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