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外贸易和投资看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发展(2)

洋务运动期间有无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情况呢?有的。甲午战争前，广东顺德县缫丝厂发展的概况，就是实例。该县共有缫丝厂35个，总资本1，051，000元，年产丝量1，501，750斤，工人(女工为主)17，290名。(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962年版，辑1，下，页970)不难看出，这与洋务运动无甚关系。洋务派未给予政治与财力上的任何支持，而外资也来不及涉足其间的经营活动。这正是顺德县缫丝业正常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使用蒸气机的缫丝厂早已开办，并且经营很好，所产的丝的品质比旧法缫的丝好很多。"(广州《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2年分，卷下，页196)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能力。广东顺德县民族资本的兴起与发展，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如若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与掠夺，同样，如若不进行洋务运动，中国的民族资本，必将和广东顺德县的情况一样，有可能得到正常健康发展的。

对于洋务运动在经济上的作用问题，下面的话并不是不值得参考的。"……从对中国的国际贸易的影响和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看，可以说，1896年以前，铁路是不足道的。……在1885年到1895年间，中国没有进行在它对外贸易研究中值得一提的任何大规模的工业与铁路的建设，……。"(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47)或许，这是按西方当时经济现代化的标准来要求的。但是，至少说明，洋务运动并没有使"夷师"感到中国"富强"些了。质言之，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兴办起来的军事工业，仅仅乎只保持在能镇压中国国内各族人民的斗争和起义，而不能达到与列强对华的军事侵略相抗衡的水平;同样，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民用和轻工业企业，其产品不足以在外贸中与外商竞争，也不妨碍外国商品对华市场的需要和外资的流入，在华的利益并没有因洋务工业和企业的建立而受到损害，甚至也不足以构成列强在华利益的潜在威胁。

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满清顽固派还是洋务派，在一点上是统一的，即大清江山"宁可赠之于朋友，而不必畀诸家奴。"(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语。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页290)因而满清的"心腹之害"是"发捻交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页18)而不是列强，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只能是封建政权垄断下企业的兴办，使资本主义的涓滴之水，只限于为数不多，规模不大，随时有被鲸吞危险的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夹缝中迂回流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汪洋大海，到处疮夷满目。"1888年，黄河泛滥，淹没了几乎河南全省。由于这次水灾而丧失的生命，据称达两百万。1892-1893年的冬季，以及1894年，整个华北遭遇旱灾和饥荒，据称生命的丧失达一百万，1894一1895年间，甘肃省境内'回乱'的平定，丧失的生命约二十五万，全省混乱。"(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78-78，49)李恒在《上王□石中丞书》中指出："湘省自江南收复后，文武将领之冒饷致富者，行盐起家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贫民生计，占搁殆尽，实巳不堪其苦。"李鸿章兄弟六人，占合肥一县的土地就是60万亩，别处所占土地还不包括在内;仅1889年苏北偏北部地主占田情况看，十分严重，40-30万亩者各1户，7-4万亩者很多户;直隶武清县与山东莱州，占10万亩者各有1一2户，占1万亩者为该县总农户的10%以上，(马伯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几个问题》，见《历史研究》，1963年，期1，页19及注1本段上下引文，凡未注者，均引此文)但是，地主官僚对于工业投资并不感兴趣。这和日本的情况截然不同。地主官僚对于权欲、财欲的贪婪，对于外国文明财富和豪华生活的向往，垂涎三尺，随着封建官僚地主对经济的垄断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更刺激了农村中土地的兼并和地租高利贷的加重。19世纪70年代开始，"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俦"，仍以广置田地为根本大业，视为坐食颐养的基础，欲投资工业企业，担心外资挤垮，怕洋务派并为"官办"：造金宝庐舍惊战祸转□灰烬，"惟有田者岿然而无恙，……莫不志在良田。然则田日积而归之于城市之户，租日益而无限量之程。"(陈煦：《租核》，页6，同上转引，页18)所谓"城市之户"，主要是指洋务派官僚和买办分子。这种情况，才是当时中国社会上最大量、最常见的现象。农业经济极端萧条，呈现出一片凄凉景象。农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洋务派的罪责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和顽固派一样，是推卸不了的。在论述中国近代史中任何历史事件的时候，忽视农业问题，就意味着忘记了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不全面的，结论就有可能不尽正确。

三、结论：洋务运动是中国由封建社会下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

对于洋务派，康有为公正地指出："日言自强，而弱日甚;日思防乱，而乱日深。"(梁启超：《戊戍政变记》，1954年版，页22)国外有人把洋务派依靠列强，假借"自强"、"求富"之名，而行防"乱"之实的洋务运动，说成是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所有政治派别谋求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动。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看法，遗憾的是，国内有些同志，事实上也是持这种看法的。笔者坦率地认为，这种看法，客观上将是贬低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意义。

我们不认为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代表着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新方向。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始，虽然它的政体的外壳形式是封建主义的，但从《资政新论》剖析，在对土地、工商、外交等方面，在其统治的地域内进行的尚未完全成文的政策看来，是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内在规律趋向的：辛亥革命也是这种新方向的继续和发展;"五四"运动则是超越了辛亥革命的新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此外，中国别无其他什么新方向。

洋务运动不但不是代表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的新方向，相反，它是这种新方向----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阻力，代表了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下沉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又作用于它，加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形成。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政策看。纵观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主要注意力总是首先放在统治与镇压国内人民、巩固其王朝统治这一根本的基点上，即主要执行的是内向政策，而不是外向政策。到了满清末年，中国的这一传统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国内各族人民风起云涌的斗争、起义的打击下，在强大的列强面前一筹莫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与灵光。而这一政策又是清廷生命线上的根本之着。必须继续贯彻下去。唯其继续贯彻，摆在满清统治集团面前的，只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这就是借助列强的力量，所谓"资夷力"者也。鲁迅先生说，中国封建统治者，到了衰弊陵夷之际，要用外国的东西，既恐惧，"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看镜有感》，见《鲁迅全集》，卷1)掩饰的道理就是美其名曰"求富"、"图强"。阳为求富图强，阴为镇压中国各族人民的起义，巩固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这种反动的内向政策指导下兴办起来的洋务运动，其封建性的烙印是粉饰不了的，这是洋务运动既与欧洲的工业革命有本质不同，又区别于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国的地主阶级也不可能经过洋务运动而转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洋务运动中兴办的军事工业、轻工业和民用企业，其生产关系仍是以旧质态为主体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从列强的对华政策看。鸦片战争后，列强侵华的历次战争证明，它们可以使满清政府屈服，但中国人民是征服不了的。为着其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长远利益，策略的办法是，在清廷统治集团中找到他们的代理人和确立一种为这些代理人合法身分的制度或政策，从而达到欺骗、引诱中国人民，维持清廷表面独立而实质上却是列强的傀儡，变中国为殖民地。于是，列强用"貌类忠诚"而"心怀鬼蜮"(《庸书》外编上，《税司》，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转引，页243)的手段，既蒙骗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又使清廷"不能反抗外国列强的要求。"(摩尔斯：《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卷8《征服时期》(1894-1911年)，1918年英文版，页445)越是后期，就越要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而控制中国的发展"，"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唯这样，"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比别的方法收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美国伊里诺州大学校长詹姆士给美国总统西奥仕·罗斯福的信。见金承化：《美国侵朝史》，1954年版，页107-108)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不断坚持的政策"。"我们有理由引证这个不断坚持政策的陈说，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这个时期内西方国家的态度"，中国不能与西方国家一道享受独立的权力，中国必须停止反对他们的活动，"必须敞开大门"，建立西方要求的实业制度和工业，"必须经历一个长的时期，而且在中国人的生活的每个部门上，都必须有彻底的改革。"否则的话，西方国家就"有绝对的权利强迫他们遵守他们的条约义务"。(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28，172)1866年英国驻华参赞威妥玛向清政府提交了一篇《新议略论》，要求筑铁路、开矿产，训练军队，办洋学，等等。"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意定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庸书》外编上，同治朝，卷40，页24-36)这些事实表明，列强要求中国"内改政治"的目的，在于使中国的一切机构和制度适应列强对华商品与资本输出的要求。可见，列强对华"不断坚持的政策"，就是"控制中国"、"支配中国"的政策。从此出发，"扶持这个政权和发展对华侵略终久是一回事。"(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53年版，页5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表面上的独立并不能掩盖它对列强"唯命是从"(《看镜有感》，见《鲁迅全集》，卷1《冲突时期》(1834-1860年)，1910年英文版，页617)的实质。中外反动派在镇压中国人民起义的"合作"中，列强寻求在华有势力的代理人和为这些代理人的身分合法化而确定的制度(政策)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成熟了。这就是洋务运动产生的国际背景，那末洋务运动的买办性是客观存在的了，它构成了洋务运动的政治"胚胎"。

中国近代伴随着外国人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往来与发展，出现了一小批专事疏通中外关系的中间人--买办。买办视外国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带着各自的政治与经济的倾向和身分。中国的买办作为一个阶级，是洋务运动促进与造成的。洋务运动使买办迅速增殖了，贴上了官记标签，成为洋务买办，又使一部分地主官僚、投机商人与实办分子结合起来，洋务派集团中的新贵如胡光□、叶澄衷、徐润、盛宣怀，等等。洋务运动中这类人堪为突出。19世纪末，"全国即有买办万人以上。"(黄逸峰：《关于中国买办阶级的研究》，见《历史研究》，1964年，期4，页95)买办的人数不多，但能量却大得惊人，不仅仅在洋务运动中充分发挥着作用，而且越是后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越深，其反动性也越大。

还必须看到，影响后来中国几十年发展的尤其是，"李鸿章安排在他周围的一群人，直到今天(按：此话是1921年说的)，一向是中国最有势力的人们。"(西·甫·里默著、卿汝楫译：《中国对外贸易》，1958年版，页27)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大都是靠投机洋务起家的。我们认为，洋务运动给中国社会留下的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以后几十年的军阀混战。混战的孽种主要还是洋务派的"新秀"。梁启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乎?不见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政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之所变者若此，然则再设以五十年使如李张者，……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梁启超：《戊戍政变记》，1954年版，页83-84)这些话当然不完全对，但腐朽反动的制度和昏庸的洋务派祸国殃民，是确定无疑的。

上面的论述，回答了洋务运动论者新方向之说。我们不妨引证马恩的话，再加以说明。《共产党宣言》里批判封建社会主义，"想把现代的生产与交换工具免强重新塞进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是"既反动，又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卷1，页33)的确，由于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它不可能改变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也就必然会排斥、打击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就如俄国的斯托雷平的反动一样，那根中国的"斯托雷平的领带"，绞杀了中国千百万农民，束缚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手脚，"农民与农村贫民状况弄得更加困苦不堪。……工业方面已有若干进步，……是个依赖于外国资本家的国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53年版，页126-127)洋务运动的历史和结果就是这样。

诚然，判断社会进步的标准是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而生产工具则是这种或那种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然而，洋务运动中出现的生产力的畸形状态的发展，并不表示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它的特点仅只在封建政权和官僚买办集团所控制和垄断的企业范围内，充其量，在客观上最多只是起了试验作用，结果又证明，不进行反封建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即使是不稳定的、小型的试验，也是艰难的、行不通的。由于专利的垄断，官办的兼并，是靠封建政权和列强侵华势力的作用，就从根本上排除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可能。没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失去了生命力。由此也同样说明，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体现，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畸形儿。这也就是地主官僚和买办阶级之所以担负发动和领导洋务运动的特定历史条件。

马克思在揭穿了资产阶级宣传家为资本主义及其文明鼓吹，而实质上却是企图粉饰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的骗局时写道："批判摘去了装饰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籍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取真的花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页453)对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虚幻花朵"，人们倒是紧紧地捏在手里不放，结果仍然两手空空;而对没有受到洋务运动影响的、体现着中国当时社会的内在发展规律的如顺德县和中国其他地区、部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真花朵"，却不伸手去摘!我们不理解，这究竟有什么乐趣，能给人们以何种慰籍?!

洋务运动的兴亡史证明，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不反对外国侵略势力，旧质态的生产关系是无法改变的，生产力提高也是困难的。洋务运动的外在形式，似乎是合乎世界潮流的，但是只要我们透过现象分析，就不难看到它的本质，其内在的推动力是中外反动势力。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买办阶级的坐大，就是这种特有现象的缩影。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必然是封建官僚、列强及其代理人买办分子的主管，衙门式的经营方式，司爷的办事作风，计划的无知和愚昧，处处呈现出腐败、落后现象，凋零不堪，在东洋人举起屠刀之后，终于彻底破产了。

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责任编辑：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