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称招工比往年还困难 涨薪27%留不住人(2)

很多学者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劳动力总供给可能正在迎来拐点，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湖北当阳的统计显示，劳动力资源在持续减少。据统计，2006年，当阳市城乡新生劳动力3214人，2011年为1356人，减少了1858人;2011年底全市未转移就业富余劳动力5682人，与2006年底的10928人相比，减少了5246人。

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指出，15岁~64岁总劳动力要在2016年才达到高峰。但是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总劳动力在2012年达到顶峰后将开始负增长。

“根据人口预测，我认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其实，根据最新的人口数据，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转折点目前已经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基于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预计，中国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在2015年左右见顶。这也是说，虽然业内在衡量人口红利的具体时间窗口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对于目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持相同态度。

然而，来自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孟昕最新的调查却显示，事实并非这么简单。

据孟昕此前接受《中国实时报》的专访，在过去五年，孟昕对中国九省15座城市5000户向城市迁移的农村家庭进行了调查，尽管2008年～2012年期间﹐工薪阶层每年的月工资和小时工资增幅分别为12%和14%，但2011至2012年期间﹐实际小时工资增幅只有3.7%。

如果不包括那些具有更多经验和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其他人的工资在2012年只增长了1.7%﹐远低于2011年的23%。

孟昕表示，这可能显示﹐许多城市的地方政府正利用最低工资标准的设定来干预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近年来﹐更加发达地区的城市一直在谈论提升当地经济在产业链上位置的重要性﹐并试图缩小当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

“当经济状况良好时﹐政府干预可能会更加有效。当经济状况不好时﹐市场力量将起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认真执行劳动法的可能性会降低。这或许是2012年工资增幅出现下降的原因。”孟昕说。

此外，孟昕的调查显示，2010年只有约25%的农村户口劳动力到城市打工﹐而且他们在城市居留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约为7~9年。当农民工想要结婚生子时﹐当他们失业、生病时﹐或者当他们需要照顾上学的孩子或父母时﹐他们除了返回家乡别无选择。

经济结构病根?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李晓春对本报记者表示，沿海地区的用工紧张，主要是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吸纳了很多劳动力在本地就业。此外，近郊一些农民由于城市化、拆迁补偿获益而退出劳动市场，也降低了劳动力的供应量。

劳动经济学教授陆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用工荒”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数亿人口还在农村没有变成产业工人，其背后根本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扭曲。

陆铭认为，民工荒是农民工工资上涨的要求跟企业支付能力的不匹配而产生的。工资上涨没有生活成本上涨快，导致劳动者实际所得并未快速增长，劳动供应下降，出现用工荒。这种不匹配终极根源在于行政之手的干预。

一方面，在房价的带动下，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劳动者自身素质提高却不明显，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却停滞不前。前者要求更高的工资才能维持生活，后者却使得企业无法支付更高的工资。

在市场经济中，通常工资的上涨是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自然结果，但在中国，却是劳动者的实际生产率基本不变、工资被生活成本推动上涨。近年来农民工工资上涨，主要由生活成本——主要是房租——的上涨所推动。

从企业方面看，劳动者自身素质提高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却是缓慢、停滞的。当经济危机到来，外需下滑，企业立即陷入困境，支付工人工资的能力下降，但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并没有下降，因此企业的支付能力与农民工的最低要求之间出现了断档，于是企业招不到人——“用工荒”出现了。

进一步推究其根源：为什么农民工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涨?为什么企业没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工资?在陆铭看来，这都是行政干预要素分配所导致的扭曲。

陆铭认为，土地、资金这两大经济核心要素，都因为行政干预出现了扭曲。

土地方面，2004年开始，建设用地指标管控更加严格，新增指标倾向于内地省份。沿海各省土地供应紧张，进而导致地价快速上升。地价的上涨带动房价的上涨。同时，利率的低估也会鼓励住房贷款，加剧房价的上涨。住房支出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成本，房价上升势必带动工资上涨。房价上涨、房租上涨，从而刚性抬高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成本。也就为今天的民工荒埋下了伏笔。

资金方面，由于对利率的人为压低、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各种补贴和鼓励，使得企业在工人和机器之间做选择的时候，更愿意多买机器。这种资本密集化的结果，看上去劳动生产率在提升，但其实工人自身的素质并没有多大变化。在经济上则体现为产品升级换代缓慢、低创新、产能过剩。

陆铭说，统计数据显示近些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提升，但这是缘于投资强度增大，不是劳动者素质提升。

陆铭认为，用工荒现象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层次扭曲。而中国经济近些年来的数量型扩张，并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力。如果不能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进而带动经济质量爬升，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必将被成本上涨所吞噬。

也是因此，陆铭建议，应打破户籍制度藩篱、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和培训的支出、缩减城乡教育差距，提升劳动力的素质，这也是经济升级的根本所在。

农民工去哪里了?与孟昕调查类似，陆铭此前的研究显示，由于农民收入的连续提高和惠农政策频出，很多农民工选择呆在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