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来后两周,骆驼湾村被纳入国家重点扶贫村,收到捐款20余万元,企业来村里谈合作。
1月13日上午,骆驼湾村村委会门前,数十名工作人员在清扫道路、粉刷墙壁。村民说,习总书记来后近两周,县政府雇了几十人每天来村里打扫卫生。“很多中央省市领导来村里视察,一些老板来考察捐助,村子风貌要搞好,给人留个好印象。”一位现场指挥的村干部称。
作为“扶贫攻坚第一仗”,阜平县政府发文在全县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要求“做到不见垃圾,不留死角,全面彻底,干干净净”。
骆驼湾村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穷是位于群山深处的骆驼湾村无法摆脱的烙印。2012年村里人均收入980元。唐荣斌家房顶上的四五百斤玉米是全家全部的存粮。他们舍不得吃,一天两餐饭桌上只有红薯和土豆。三间低矮的石屋是唐荣斌结婚时盖的喜房, “孙子都有了,还给儿子盖不起新房”。
冬日午后,一群老人围在墙角晒着太阳,“年轻人待在村里连媳妇都娶不到啊,都逃生去了。”一位老人感叹。53岁的副书记刘记平几乎是留在村里最年轻的人。“留在村里种地,活都活不下去”。
村长刘荣平说,骆驼湾村并没有登上县里最近三年的贫困村名单。这个村子的状况在阜平极为普遍。九山半水半分田。“都很穷,过去三年没有任何扶贫资金和项目”。
2013年1月份,骆驼湾村被纳入国家重点扶贫村。到1月下旬,当地已经收到捐款20余万元。
不断地有企业来村里谈合作,刘荣平说,这是骆驼湾开天辟地的头一次,“而且很多都是大项目”。
除了企业,不断有各级领导来到村里,“每天都陪着领导视察、汇报工作”。刘荣平说,县政府要求全县209个行政村,都要制定脱贫计划,提出产业规划,上报扶贫项目。据他所知,“大多都报旅游和养殖牛羊项目,申请资金总额达到了70多亿”,骆驼湾村的规划要省委书记亲自拍板。
骆驼湾村村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新年过后,8名村民联名签字交了一份农村产业发展申请。计划建设标准化养殖场,还有部分村民准备做“农家乐”生态旅游项目。村书记顾润金想借着总书记视察的东风,重启旅游项目,大干一场。
唐荣斌小儿子唐军峰在县城摆地摊为生。习总书记到过家里之后,他有了一个宏伟的梦想:政府给我一百头肉牛崽,三年后拥有自己的养牛场,“到时候,在县城买房,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越扶越贫的恐慌
唐荣斌响应政府号召,从政府手里购买引进的内蒙古肉牛。肉牛不服当地水土,拉肚子,只吃料不长肉”
脱贫不仅仅是骆驼湾村的梦想。
阜平一直在探寻脱贫之路。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阜平县就从未离开过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
县扶贫办官员说,阜平的发展速度赶不上全国的平均水平。每一次提标总是让大批“脱贫”的家庭再次“返贫”。过去十年,阜平贫困人口却增加近一倍。
县扶贫办原主任孔金生称,阜平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全县扶贫的重点历来是如何帮助农业人口实现脱贫。
对于政府支持农民投资脱贫,唐荣斌回忆起来,却充满了恐慌。
90年代以来,阜平县政府坚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宣传引导农民种果木,养禽畜。
果木与禽畜品种均由县政府统一组织考察引进。
唐荣斌做了20多年骆驼湾村副书记,一度是村里的富裕户,但一次次投资失败让他背了巨额债务,“落了饥荒,十多年都没缓过劲来”。
1990年,唐荣斌响应县政府发展畜牧养殖的号召,利用养殖扶贫专项贴息贷款,贷款六千元,拿出全部积蓄,向亲戚借了一万元,购买了二十多头阜平县畜牧局专门从内蒙古引进的一种肉牛。唐荣斌梦想着,“三年后出栏,每头赚两千就能有三万块的本,到时再买三十头,家庭年收入就能过万了”。
三年后,唐荣斌没有实现“万元户”的梦想。“内蒙古的肉牛不服当地水土,山村冬天水凉,喂过之后就拉肚子,只吃料不长肉”。
唐荣斌说村里没有兽医,去县城请兽医连路费一次都得近百块,请不起,眼睁睁看着很多牛病死。家中本来就收成很少的口粮要去集镇换成饲料给牛吃,家里一天就吃两顿,顿顿土豆,因为欠着银行的贷款,由全村富裕户变为身背种债的贫困户“。
唐荣斌家的贷款至今未还,“说实话不敢投资了”。
村长刘荣平说,村里很多人家做过类似“投资”,但都因为资金和技术跟不上而投资失败。有贷款的人家基本都到期还不了,银行再也不向村民贷款了,除非用有存款的存折做抵押,“谁有存款还去贷款呢?”
周转畜难周转
这些周转畜到农户手中,技术跟不上,大多病死或被变卖。近千万的周转羊和周转牛项目全部失败
畜牧业一直是阜平扶贫的重点项目,政府尝试了不同的路径。
2006年县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案显示,当年667万扶贫款中,扶贫项目有:151万周转牛、21.6万周转驴、6.5万周转貂、2万周转鸡。
县扶贫办一位退休副主任称,“周转畜”项目是阜平过去二十年最常见的一种扶贫项目。扶贫办使用扶贫资金给贫困户购买一定数量的牲畜,签订合同约定在一段时间内,通过牲畜繁殖或养殖规模的扩大,再返还给扶贫办一头牲畜,这头牲畜再流转到别的养殖户,达到帮助更多农户增收脱贫目的。
与单纯的让农民贷款买牲畜不同,政府提供了资金。
但是“这些周转畜到农户手中,技术跟不上,大多病死或被变卖。近千万的周转羊和周转牛项目全部失败,没有一只羊和一头牛周转起来”,该退休官员称。
1月10日,阜平县政府组织全县20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到邢台临城县考察核桃种植,学习临城“公司+基地+农户”的经验,准备引进扶植大型企业与贫困户签订合作协议,帮扶脱贫。
这种方式之前在阜平也有过尝试。
42岁的阜平镇海岩村支书袁龙曾是阜平县的致富明星、扶贫带头人,如今他的养殖公司已经破产。袁龙说正是“公司加养殖小区加农户”的模式害了他的企业。
2007年,阜平县继续推广“周转畜”扶贫,由扶贫办用扶贫资金购买奶牛,以村为单位领回,交由农户饲养,农户一年后要返还给扶贫办一头奶牛。
在县政府领导协调下,扶贫办、部分村委会和骥龙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奶牛由公司代养,每年每头向村委会支付1200元,这钱由村里转给贫困户。
袁龙说最初这是一种双赢。政府帮建基础设施,公司有专业技术,贫困户拿到了钱。
2008年河北爆发三聚氰胺事件,骥龙公司陷入奶卖不出去的困局。袁龙希望农民把牛牵回去,或以政府原始购牛价赔付,被拒绝。找扶贫办协调,扶贫办说这是公司与农户之间的问题,应自行解决。
亏损持续。袁龙付不起寄养奶牛的报酬,无法解除合同,只能卖牛维持公司运转。最终,奶牛基本卖光,“公司只能停产,老百姓四处告状,说我卖了他们的牛,违反合同拖欠他们扶贫资金”。
袁龙曾希望政府出面替他给奶农做个债务担保,“可以集中有限资金,提高奶质争取奶厂订单,但没人愿意”。
袁龙说,“公司加养殖小区加农户”的扶贫模式并没有错,但缺少市场风险的共担体系,“签了合同,农民和村委会就不管了,坐享盈利,签了合同政府撒手不管,出了纠纷就后退,责任全抛给企业”。
“农户加企业的方式是扶贫的好办法,但如果政府将扶贫的责任完全甩给企业,就会形成共输而非多赢局面。”县扶贫办一退休副主任称。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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