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会工作人员：不管再说什么似乎都没人相信了

红会一位中层对记者表示，在2008年之前，红会对存在问题作出的种种解释还有人听，如今，不管他们再说什么，似乎都没有人相信了。

国红十字会的负面消息犹如离离原上草，颇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势头。

4月28日上午，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在回应了郭美美事件、与壹基金的关系以及红会综合改革方向等社会热点问题之后，立下“军令状”——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她自动请求辞职。

她还表示，红会已经公布了每一笔捐款和捐赠人信息，未来还将向公众交代清楚每一笔善款的去向。

但就在此前一天，100多位艺术家向汶川地震定向捐助的8470万资金被更改用途用于“博爱家园”的消息曝光，令赵白鸽所立的“军令状”黯然失色。公众对于8470万资金去向的关注远远大于对赵白鸽去向的关注。

红会一位中层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表示，在2008年之前，红会对存在问题作出的种种解释还有人听，如今，不管他们再说什么，似乎都没有人相信了。

赵白鸽虽然一再声明郭美美与红会无关，但她承认确实因此陷入了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引发了公众对红会效率、管理的质疑，也引发了红会的综合改革。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下称“社监委”)、倡导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快速反映社会热点都是红会的新尝试，但这些努力短期看来效果相当有限，红会重建信任之路前途茫茫。

8470万事件实际上反映出了红会工作当中的漏洞。

赵白鸽在4月28日的发布会上也表示，红会对于捐款人的服务不够。“捐款人捐完钱，你后面的服务在哪里?你是否向人家全部公开你资金到哪里去了?有的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这个我们是要改的。”

社监委新闻发言人王永也是社监委官微的管理人。他向本报记者表示，社监委完全独立于红会，所有的工作经费都由一位委员捐赠。

王永认为,更改捐款用途虽合法不合情，但红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红会失误在没有和捐款人进行沟通，而只是通过执委会决定，事后也没有和捐款人进行及时说明。

“这件事不应只是道歉了事，应该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王永说，红会应该对所有的款项用途进行详细说明。

虽然红会体量庞大，但公布每笔捐款的信息并不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红会已经做到了网站信息和银行信息的联网，每一笔捐款信息都会按照捐款时间在红会首页上滚动显示。

王永认为，其中的关键是红会和各地分会进行分割。总会的捐款用途由总会公布，各地捐款用途上报到总会之后进行报表合并，总会有权对地方报表进行监督。

赵白鸽说，社监委是中国红十字会的首创，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的红会有这样的机构。芦山地震之后，红会邀请社监委全程参与救灾资金和资金的募集及使用。

4月24日下午，红总会召开了紧急采购2000万元救灾物资协调会。王永代表社监委参加了这次会议，与红会副会长郭长江、红会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有关负责人一起就采购事宜进行商议。

4月28日上午，社监委翟晓梅与人民网选出的志愿者参加了开标评标过程，还指出专家和相关企业具有一定的关系，有关专家须回避。

红会的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如今红会工作可以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以此次招标为例，按照国际惯例，对于救灾物资其实可以不通过招标，以便更快速地获得物资以支援灾区。但他们现在不敢那么做。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招标公示时间缩短为两天。

4月28日，4·20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在京成立。赵白鸽表示，红会绝对不是这个平台的领导者，红会只是起到协调以及提供资源的作用。红会将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为NGO组织提供资金以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这也是红会与草根NGO资源共享的一种尝试。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教授陶传进对本报记者表示，红会自我改革动力比较强，这一点应给予肯定。但红会改革目前面临两大难点：一是浓厚的官方背景;二是社会对红会的需求程度在下降，很多公益组织已经形成了竞争关系。这两点使红会改革前景并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