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谋发展乱象频现：为违规项目大开绿灯

唯GDP论：地方经济“谋”发展乱象频现

本报记者 雷海超综合报道

6月28日至29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进干部考核的方法和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但在唯GDP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发展冲动较大，而“县官”在此间发挥的作用远比“现管”要大，这也导致了未批先建、以租代征和环境保护不给力等地方发展乱象频现。

改革开放以后，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考核机制在中国盛行，不可否认这种考核机制确实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考核机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地方经济发展乱象频现与这种考核机制不无关系，“数字出官”也让一些地方的“县官”在项目规划和审批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些地方政府利用手中权力为一些违规项目大开“绿灯”;有的则为了本地区GDP的增长而放松监管，致使环境污染问题频出;更有甚者，在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背后也有地方政府唯GDP论的影子。

为违规项目大开违规“绿灯”

地方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有项目，虽然有些项目是不符合国家、省市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但地方政府却为这些违规项目大开“绿灯”。

以云南省抚仙湖附近的别墅和酒店建设为例，中央电视台6月6日以“抚仙湖之痛”为题报道了抚仙湖地区存在的发展问题，报道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江川县，县里的环保局承认，这里的一些开发项目手续还在办理之中，至于为什么环评没有通过就开工，只能解释为是市委书记要求动工的。没有环评手续，就凭书记一句话，就能开工建设，如此特殊的项目，连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承认，对这个项目的监管根本无从谈起!”

2009年9月26日，国务院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本区域的产业规划环评工作。未开展区域产业规划环评、规划环评未通过审查的、规划发生重大调整或者修编而未经重新或者补充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查的，一律不予受理和审批区域内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行业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也就是说，环评是一个项目审批的第一环，没有通过环评的项目是不予审批的，也就是说，抚仙湖附近的一些项目是未批先建，而为此开“绿灯”的就是当地的“县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评论员张鸿所说：“那为什么有了法还保护不住抚仙湖?答案并不难找。公开资料显示，像‘樱花谷’、‘太阳山’、‘仙湖锦绣’几个项目粗略计算，投资总额就有七八百亿元。”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抚仙湖地区只是其中之一。

环境保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在唯GDP论下，地方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为了地方GDP增长更是牺牲了老百姓的利益。

近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一篇题为《“黑苹果”是“唯GDP论”下的恶果》的评论揭示了地方政府为了GDP而牺牲当地老百姓的利益。此篇评论中写道，《经济半小时》记者沿着110国道前行，陆续发现了煤场、矿山、采石场到处烟尘漫天。村民们种果树种出的是黑苹果，种地长不出庄稼。果农种出的苹果竟然是黑色的，它既不是什么进口新品种，也不是转基因产品，而是相关煤炭市场等污染企业引起扬尘所致。如此黑苹果，“洗都洗不掉”，这样的苹果谁敢吃?如此污染的环境，对人的伤害简直无法想象。据悉，截至2011年年底，该市场煤炭成交额达172.75亿元，上缴国家税费达32016.81万元。2007至2009年连续三年荣获“全国十大煤炭市场”称号。2012年，获得张家口市百强企业第五名。有着如此强大的市场地位，当地政府和企业倒是实现了“双赢”，哪里还听得进去百姓的声音?哪里还会在意百姓的利益?

当一切都以单纯的GDP来衡量一个政府，一任领导“政绩”的时候，所有的行动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官员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其他，更不用说对经济发展有极大“制约作用”的环保了。对于一个地方政府来说，原有的企业发展必定不如增加新的企业，在这样的情况下，轰轰烈烈的“全民招商”就成了经济发展大势，就成了获得经济发展的最快、最好捷径，而“媚商”，为企业拼命降低门槛，也就成为必然。

于是，在激烈的竞争中，有的地方出“狠招”，对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大开绿灯。而受制于当地政府的环保部门，总是很“听话”的。于是，环保形势便只有一个结果，不断恶化。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便从中大获政绩。

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唯GDP论

近年来，今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行业真是雷声阵阵，热闹非凡。一次又一次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触目惊心。毒奶粉，毒鸡蛋，毒馒头，毒豆芽等，食品行业给民众带来如此多的失望和伤心，让外国人都开始怀疑在中国是否吃得放心了。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而在这种情况的背后也有唯GDP论的影子，一篇题为《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唯GDP主义》的评论就曾指出，政府监管缺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原因。寻租是政府监管缺位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GDP主义的发展大纲。大企业可是地方政府的财神爷，政府怎么可能实施严格的监管而得罪它们呢，因此大企业不寻租就能得到豁免权。而中小企业就不同了，在政府部门眼中，中小企业对本地的经济贡献不太大，税费负担应该由它们来承担。于是中小企业为了避免过重的税费和过于频繁的税费征收所带来的麻烦就更有动力去寻租了。因此，寻租只能解释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监管失败，而无法解释对大企业的监管不力。GDP主义的发展大纲才是主要原因，并且这个大纲还与中小企业的寻租有直接关系。

这篇评论中还写道，此外，GDP主义还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为了升官上任，对于官员来说，发展地方经济是头等大事。而发展经济，提高GDP是最直接的目标。GDP怎么来?招商引资吧。为了促进GDP增加，当然是地方的企业越多越好，尤其是大企业越多越好。于是地方政府各显神通，用开辟工业园或者给予税费优惠等待遇请来大企业。一旦好不容易把大企业引过来，可不能让它们走了或者倒闭呀。这些企业一旦倒了或者走了，辖区的GDP下降了，而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少了，这是一笔非常不划算的买卖。因此，政府为了讨好这些大企业，对于大企业的监管不是很严格，甚至该收的税费都不怎么收。于是，对大企业的监督非常薄弱。大企业多添加一点三聚氰胺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地方政府监管部门不愿意发现。

唯GDP论的发展思路难以为继，扭曲的政绩观正在逐渐转向，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取消单纯GDP考核，代之以民生指标考核，有利于促使各级政府官员将公共财政资金主要投向社会与民生福利事业，非常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