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此四万亿不同于彼四万亿？

这两天，全国掀起新一轮投资让大家担了不少心。未来7年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非常凑巧的是，这个数字刚好跟4年前的一模一样。人民日报不断辟谣：新一轮投资与当年四万亿不同。

那么同样是投资，怎么做到不同?过去的那次4万亿又怎么了?

大家谈“投资”色变，跟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倚靠投资的负面效应有很大的关系，也跟最近的这次四万亿大投资带来的种种问题突显，有很大关系。

中国任何一次大投资，都产生过很大的副作用。最近的这次四万亿投资刺激之后，曾引起不少舆论批评。这个副作用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点：地方债务急剧增长、产能过剩更加严重、货币发行达到天量、房地产价格一飞冲天。

这些是任何一次大投资都常常伴随的现象，但这次的压力，更突出的体现在地方债务问题上。这使得各级政府内部产生不满，矛盾远比常人想象的复杂!

在此次换届年，部分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得政府日常工作都无法展开。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地方政府在“四万亿”的种种工程中不计后果地借债，最后他们希望中央政府承担一部分债务。这些地方政府也有一定的道理，当时是中央政府要求地方上报项目，尽快开工，并且在执行过程中，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要求银行给地方政府和企业放贷，地方只是按照上面的指示与命令办事，地方负债太多之后，中央政府理应共担成本。尤其是换届年，地方政府希望将债务责任划分清楚，以免新一届政府将债务交给地方自己消化。但地方政府的这个算盘并没有得逞，这使得地方政府对“四万亿”的不满加剧，制定该项计划的温家宝总理成为责难目标。

针对这些声音，温家宝总理做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回首这五年，面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持续低迷的严峻挑战，中央科学判断、果断决策，有效避免了我国现代化进程因巨大的外部冲击而出现大的波折，实践证明这些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原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央行行长周小川等也特别为四万亿方案进行了辩护，但他们在坚持决策正确的前提下，承认该政策存在利弊。

实际上，将四万亿认定为是温总理制定的，那是不了解制度。在中国，制定这么大局的经济政策的，并不是国务院和总理，而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人包括党政军所有高层，四万亿大投资必然是个集体决策，换作任何人坐在总理的位置上，四万亿大投资也是照推。

表面上看来，这个四万亿确实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是仔细想想，以当初的国内外形势，不实行四万亿大投资行么?09年我们遇到的是近几十年少有的全球金融危机，出口不断下滑，中国经济保八甚至保七都出现了困难。中国政府必须依靠大投资来提振经济，小投资都根本起不到作用。

有人说，中国经济必须保八保七么?不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国外的经济速度不都比我们慢多了么?

中国经济上有其特殊性。经济总量大起来了，但分配体制一直跟不上来。由于分配体制不动，那每年的农民工进城、下岗职工、新增毕业人口，这些规模巨大的低端人群的基本生活就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

在中国，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八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1个多亿的就业岗位，唯有这样才能基本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所以保8的核心就是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

我国还有个特殊性，就是每1万个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我们在分配体系中劳动供养率太低，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也很脆弱所致。

在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5人,德、英、法是1:7，韩日是1：4，我国的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1：1.1。所以，国外GDP哪怕只有2%的增长，社会稳定基本可以解决，而我们至少要保八才能维持社会基本稳定。

我认为，在宏观经济的四大任务中，充分就业是中国的第一任务，因为这甚至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从这一个角度看来，无论如何，当年的四万亿是必须的，也避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

以投资拉动经济不是问题，问题出在拉动的过程中，往往到下面就实施弯了。当年的四万亿大投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中央政府文件中明确主要用在保障房、农村基础设施、铁公机、医疗文化、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投入与建设，这可都是民生工程啊。但到了下级政府，就全都变样了，政策“一放就乱”。

引用一下当时对四万亿大投资的一段评价：

四万亿大投资中，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不足的情况下，刺激计划主要由银行信贷完成。银行部门被要求配合保增长的刺激政策，满足地方政府和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大量国有企业“被迫”贷款，因为在产能过剩且需求恶化的条件下，没有企业想要设备投资，扩大生产。后面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地方政府毫无节制的借贷演化成“平台危机”;从事制造业的大型民营企业被迫借贷后不得不去投资地产，以减轻还息压力;央企除了投资地产外，拿着廉价的资本向上下游蔓延，出现“国退民进”现象，中小企业融资因挤压而异常困难。

由于信贷大规模的流入市场，房价出现暴涨，真实通胀水平迅速上升，这也抬高了中国制造成本，削弱企业出口竞争力，加速企业外迁。中国的产能过剩情况更加恶化，三四线城市地产投资大跃进也造成了过剩。

关键还是在这些副作用显现之后，政策“退出”不够不坚决，比如后期货币开始紧缩了，但货币数量控制住了，利率却依然很低。这反而刺激了民间借贷的疯狂以及“影子银行”的壮大，彻底搞乱了金融体系，以至于目前中国的M2接近100万亿的规模，影子银行甚至接近20万亿。

投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实施!

新一轮的投资，如果要避免当年四万亿的负面作用，就必须改变投资浪费的格局，然而如何改变这样的格局?这个需要我们深思。

面临着同样问题的不仅仅只有中国政府，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政府投资，为什么西方的投资很少因为过度重复浪费而被舆论关注呢?

前一段时间美国底特律破产的危机，让我们注意到美国的政府投资模式。为什么政府投资会慎之又慎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美国政府没有铸币权，中央政府不为地方政府债务兜底，两项原则加在一起，意味着地方政府每一项投资都要由自身的税收和债务作为基础，没有无限的资金渠道，意味着每一笔钱都必须精打细算。不仅在流程上要通过地方议会的表决，投资本身成功与否更是直接关系到未来政府的连任以及财政风险等问题。事实上，底特律和加州等地的破产危机从根源上讲就是投资失误导致的，也因此，美国地方政府在把控投资上会更加谨慎。

这是主观原因，而客观方面，透明的政府开支系统，和公民表决，意味着公众对于财政支出的方向有着绝对的知情权，投资的百分之多少用于医疗、教育等领域，都通过全体公民表决，这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意愿主导下的重复投资。这也是支撑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投资的一个重要基础。

正是在监督和财政这两个软硬件指标的监管下，西方的政府投资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当然，一旦投资失误导致地方政府破产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反观国内，地方政府因为有着中央政府的债务兜底，一切仍然是以中央自身为出发点的决策，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决策意味着仍然在制度上缺少制衡，地方政府在政府信用上仍然享受中央政府待遇，而尽管老旧产能投资商重复08年的模式概率较小，但一旦在新兴行业打开口子，难说不会将通信消费、环保等高新产业做成第二第三个光伏。如果成为这种局面，那么又将是一场经济灾难，特别是在老债未平的背景下，一旦形成这种趋势，将成为中国经济的致命一击。

归根结底，中国的地方债务、地方投资其要点还是在于监管和统筹规划，如果只靠中央的红头文件约束，难保不会在地方的惯性投资冲动之下，再度演变成新一轮的投资大跃进。接下来政府尽量不要再大包大揽搞投资，交给民间企业去干，我国是可以实现高投资率和投资效率提高并存。这需要政府在投资中从主角转变为引导、服务和监管的角色。

这到最后还是一个“体制”问题，政府需要一系列的自我改革，打破官员的GDP至上主义、打破国企垄断，这是一种需打破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作者系CCTV证券频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