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银行说前生

编者按/百余年前，中国最早的民营银行破土而出。此后一二十年，因社会对融资需求甚殷，政府管制又相对宽松，它们的数量激增，与官办及外资行鼎足而立。世纪轮回，近日又风传民营银行将获“解禁”，故我们重述往事，以资借鉴。

1913年秋天，上海南市大东门黄浦江畔的万聚码头，商贾云集，熙来攘往。但在此开业已七年之久的信成银行，却门前冷落车马稀，一纸停业清盘通告提醒过往行人，这家中国最早的民营商业银行，已遭不测。

此时，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发动的反袁“二次革命”刚刚失败，孙的铁杆粉丝、前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沈缦云，被北京政府通缉，不得不举家自上海逃亡大连。沈是信成银行主要创办人兼副总经理，主持日常运作，他匆匆负罪出走，该行行务无人负责，又面临政治清算，唯有关门大吉。

先驱先烈

生于1869年的沈缦云乃江苏无锡人，因入赘富商之家而弃官从商，颇有资财。

1905年，他与“煤铁大王”周舜卿、唐浩镇(民国时大总统黎元洪的儿女亲家)等有名望的同乡商议，深感“沪上银行林立，其大宗款项，存储固便，而各工人之积有工资小本经纪者，每以未能普及为憾”，决定向清廷商部申请牌照，创办一家专门面对上海滩普罗大众的储蓄银行，资本金定为50万银元。

第二年4月，信成银行顺利在华人商民众多的南市万聚码头开业，周舜卿出任总经理，沈缦云副之。主要参股者有宁波帮大佬周晋镳(上海商务总会四任总理)、湖州籍富商兼大画家王一亭，他们相继当过信成银行的“一把手”。因此，“民营第一行”实际上是由江浙帮联手创办，这为其后二三十年江浙财团雄霸中国本土金融业开了先河。

信成银行开业后，由于信用卓著，且填补了当时的市场空白，如规定“存款不拘多少，无论何人凡有银洋一元以上，均可存储行中生息”，大受市民欢迎，存款曾高达700余万银元。除承接商业储蓄外，又获准发行钞票，到辛亥革命前夕，实有资本增至110万银元。

沈缦云、王一亭都加入了同盟会，信成银行一度成为“革命小金库”，秘密筹措大量经费供孙中山及其会众使用。但这层特殊关系，也为后来银行的命运转折埋下祸根。

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市面动荡，信成银行营业大受冲击。不久上海军政府(后改为沪军都督府)成立，沈缦云出任财政总长，所有军政花销，几乎都要他想办法，信成银行自然成了“抽水机”，前后垫款不下30多万银元，偏偏它发行的钞票上仍有大清朝的印记，革命后不免信用大减。该行本钱有限，一旦银根紧缩，顿时左支右绌，业务只能勉强维持。

到了1913年9月，“二次革命”败局已定，沈缦云、王一亭踏上逃亡之路，信成银行也就只好黯然退场了。

浙系领衔

拥有革命血统的信成银行，不幸从先驱变为先烈，中国早期民营商业银行的重头戏，由三家继之而起的浙江帮银行领衔主演。

三家之中最先面世的，是1907年10月创设于杭州的浙江兴业银行。它原是浙江铁路公司发起组织的，主要为解决该公司募集的修建铁路股款的接收、储存及周转问题，额定股本100万银元，铁路公司官股占四成，其余商股大部分为浙江帮商人认购，等于是官商合办的银行。

辛亥革命后，浙江铁路公司收归国有，其持有的兴业银行官股悉数转售与工商业者。1914年，曾留学日本的第一大股东蒋抑卮实施重大改革，将总行移至上海，并在国内银行界首创董事长负责制及办事董事驻行制，杭州人叶揆初出任董事长。至此，浙江兴业银行变身为纯粹的民营商业银行，资本实力和业务规模逐年增长，到1931年实收资本总额高达400万元，号称民国前期浙系金融集团中流砥柱。

第二家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9月创设于上海，额定资本150两白银(实收50万两)，它的发起者和当权派均为旅沪宁波帮巨商，如虞洽卿、严义彬(宁波帮“鼻祖”严信厚之子)、周晋镳、朱葆三等，都是上海商务总会的首脑及台柱，阵容可谓鼎盛。凭借宁波帮在国内商界的超群实力支撑，到1931年其资本金总额增至225万银元。

“老三”浙江实业银行前身是设于杭州的浙江官银号(省级官办财政机构)，1909年改组为浙江银行，之后又两度改组，官商合办的情形一直维持到1923年。随着业务规模扩大，官商股东之间因增资问题发生争议，经过讨价还价，决议杭州等地分行划归官股控制，定名浙江地方银行，上海、汉口两分行业务则归商股，改名为浙江实业银行。到1931年，后者的资本金总额为200万银元。

成败基因

中国近代第一家内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江苏常州籍的著名官商盛宣怀创办于1897年，为官商合办性质。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底止，全国一共有17家规模大小不一的内资银行成立，但其中10家先后歇业，只有7家存续。

除前述通商、信成及浙系“三驾马车”外，7家老资格银行中，还有大清银行(前身为清廷户部银行)和中华银行。后者也是由上海军政府财政总长沈缦云，于1911年11月临时发动官商合办的，目的是维持市面金融稳定。换言之，此时只有信成和四明两家，为清一色的商人合股民营银行。

据学者统计，自189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的四十年间，中国本土资本银行累计设立390家，但有多达226家先后停业。在此期间，有两个创立高峰期，一是1917年～1923年，新设131家(同期停业95家)，二是1928年～1935年，新设129家(同期停业31家)。前一波高峰，显然得益于一次大战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带来的外部机遇，但起伏很大，应是多数民营小银行抗风险能力偏弱所致;后一波高峰，则可归因于南京国民政府大体上统一南北后相对稳定的政经格局，以及内资银行业发展趋于成熟。

这近400家内资银行中，大多数的股权构成往往因时而异，几经变化，很难准确地划分哪些为官办或官商合办，哪些纯属商办民营。兹以1937年发布的《全国银行年鉴》数据作为参考：截至1936年，主要为官办或官商合办的中央及特许银行4家，省市立银行25家，旗下各埠分支行共721家;主要为商办民营的商业储蓄、农工、专业与华侨银行135家，旗下各埠分支行共611家。

再看实收资本额之比：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及中国农民四大“官”行合计约1.6亿元，商业储蓄等四大类135家“民”行，合计约1.85亿元，平均每家资本金不到140万元。

此际的中国本土银行业，经过南京政府“财神爷”宋子文(先后任财政部长、行政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等人数年间的纵横捭阖，早已逐步实现“国进民退”，金融命脉牢牢握于官方之手，总体上实力偏弱的民营银行家们，只能在日渐逼仄的空间中求生存。

回想当年，先是借助信成银行之类民间“提款机”之力，革命党人得以推翻专制皇权，后来又靠江浙财团及时“输血”，北伐新贵才能再度坐稳江山。但事成之后，商人资本家们，只能默默为自己竭尽心力的付出买单。真的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