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 的产生与跨越

周小兵

许滔画

近两年来，新兴经济体的增速放缓。国际舆论也因此担心，多数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导致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在不断加大

历史规律表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升级是发展中的困难阶段。困难的绝对性在于必须依靠自有力量同步完成产业结构、人力资源、社会制度等三个要素全面升级，相对性则在于农业到工业阶段升级借助了发达国的转型红利，使人误认为后工业化社会也可快速降临。真正的挑战是新兴经济体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只能靠自己

工业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快速增长机会

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4000美元，进入世界银行所称中等收入国家之列。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此发展阶段长期徘徊而未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因而这一阶段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其实质是指以收入水平表示的特定发展阶段积聚了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若无法有效克服，就将导致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实际上，在低收入和高收入的特定阶段都有可能发生类似的增长停滞，只是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进阶段所遇到的问题更为繁复，目前涉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足以改变世界力量格局，因此“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越发受到关注。

由于世界银行界定的中等收入与高收入之间的收入分界指标接近工业化高峰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折点，因而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完成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或称服务社会、信息社会等)的转型准备期。从这一角度看，工业化的基本进程与其变化决定了社会经济的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业化进程发生重大变化，主要的先行工业化国家在战后基本上同步向后工业化社会演进，与之相伴的是它们的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10余年间先后出现相对下降，同时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部门或生产过程向外转移，相应腾出了部分国内市场并以进口相关产品满足需求。而战后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使跨区域的产业转移、中低技术的商品化和向外扩散成为可能。

战后世界工业化进程的这一重大变化，给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加速发展的机会。一方面，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的技术和资本门槛，使其能以较低的成本从外部获得技术与资本品，节约了自己研发的时间与成本，这也是所谓“后发优势”的真正来源。另一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市场，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这些转移产业是寻求低成本生产的中低技术产业，其产品的竞争优势靠的是低劳动成本或规模化生产所具有的低相对成本，从而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工业化进程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在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或生产过程向外转移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引进外资、外购技术来加速完成其经济的主导产业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升级，并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但其条件是要优先发展工业，即动员其社会资源向工业进行倾斜型投入。这种建立在外源技术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可能很快，但其弊病亦很明显，本地研发能力如果没有得到特意扶持就会受到外源技术的抑制，从而削弱对产业结构的自我升级能力。由于发达国家在后工业化时期向外转移产业逐步减弱，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所需的技术将越来越多地要依赖自己的研发支持，如果难以自我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将陷入减速或停滞状态。

人力资源具有通过学习而持续升级的特殊属性，这是自然资源所不具备的。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升级常常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当它们的资源出口足以支付工业化前半期的进口技术、资本品时，对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并不迫切，因而才会落入需要其自行研发时却缺乏自主研发能力的窘境。与之相反，在缺乏自然资源的国家，只能依赖人力资源的开发，因而可能会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可持续升级的特殊属性，在持续进行人力资源升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较强的自我研发能力。由资源禀赋不同而形成的人力资源开发差距主要表现在教育上，这也是部分拉美国家缺乏自我升级能力而长期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的重要原因。应特别指出的是，人力资源在各发展阶段都要完成自我升级，这是它与其他两个要素的明显差别，也是应予以持续重视之所在。

社会制度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通过确定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方式来影响增长进程，它包括经济制度和一些有关的非经济制度，决定着社会资源的投入形式与方向、社会利益的分配等等。当发展中国家借世界工业化进程变化之机而迅速工业化时，需要社会资源向工业倾斜配置，其社会制度体系也会发生相应倾斜。不过，在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社会制度体系都可能偏向资本以利资源产业的发展，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在工业化中期即可能开始调整其制度体系以利人力资源的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困难与任务

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变化降低了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的门槛，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能以较快的速度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从增长要素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跃出低收入陷阱(即农业向工业的转型升级)所需的产业结构升级可以由外部引进转移产业和技术来解决，它们只需自行解决人力资源和社会制度等两个要素的升级转型。由于转移产业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要求并不高;制度转型的要点是倾斜型发展，即转型可能只涉及部分制度;因而这一转型期所需的要素升级难度相对较低。

不过，当发展中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服务社会转型时，产业升级方向是高新技术产业和部分高附加值服务业，所能借助的外来技术支持就相对有限了，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将其高新技术向外输出。因而在这一转型阶段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自己的研发能力，同时也必须完成相应的人力资源升级转型;在社会制度方面要从前阶段的倾斜配置资源体制转向较均衡配置资源的体制。也就是说，此次转型中必须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三个增长要素的同步升级和转型。从实际发展进程看，只有极少数发展中经济体在短期内完成了这三个升级，较顺利地进入工业化后期甚至服务社会阶段，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此阶段都出现较长时期的减速甚至停滞。

另外，在高收入阶段，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停滞多被认为是因过高的社会福利导致对产业技术升级的激励弱化所致。由于高福利政策并不是必然的选择，因而高收入阶段实际上保持产业技术和人力资源的持续升级即可基本保持增长，其前提是在工业社会向服务社会转型时制度体系的调整升级已基本完成。这对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化后的福利政策选择提供了明确的警示。

今天，新兴经济体日益重视自身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但能否排除既得利益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及早实现结构调整，才是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