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未来最大的风险在金融

姚洋：未来最大的风险在金融

金融是我国最落后、改革最少的部门，也应是改革的突破口所在

文_本刊记者 林默

姚洋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曾抛出过一个引起一片喧嚣的预测——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尽管今日的中国经济笼罩在重重不确定中，姚洋说他依然坚信上述的预测。

但体量的增长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问题，与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相关的话题依然焦灼。

“大家都十分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新政，关于户籍制度、城镇化、自贸区、金融改革等话题的讨论都很热烈。在我的判断中，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中，最大的风险在金融领域，金融是我国最落后、改革最少的部门，也应是改革的突破口所在。”姚洋告诉《中国企业家》。

在姚洋看来，此前受到热烈追捧的自贸区概念依然着力于对外开放，但我国金融体系内最大的变革点在于对内开放，向民间金融开放资格。

当下美国与欧洲的经济情况如何？

姚洋：此前关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消息被炒得很火热，其实就业率等相关数据并不支持这一结论。美国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创造出足够的就业岗位，现在谈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依然为时尚早。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危机中承担了对失业工人的救助义务，因而美国的公司在过去几年的利润报表非常可观，加之与页岩气相关的新兴产业带动，被债务危机笼罩的美国已然坚定地走在缓慢复苏的路上。

同样走在复苏路上的还有欧洲，欧债危机的乌云正在慢慢散去。德国是欧洲复苏的核心力量，此前刚刚获得连任的默克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她的影响下，欧洲政治力量对南欧采用了一种类似于“悬崖政策”的方法，让南欧永远处于崩溃的边缘，进而促进南欧的改革。也许默克尔的潜台词是让欧洲人民都像德国人那样勤劳，但结果未必会如她所愿。

今年以来，欧美复苏显示了非常好的苗头，中国经济下滑却令人忧虑。这是否意味着新兴经济体黄金十年增长已经结束？

姚洋：金融危机以来的五年，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先是欧美身陷危机，接着是新兴经济体出现衰退，而期间又伴随着经济大国，如美国、中国、欧盟主要国家及日本等政府高层新旧权力交接或换届。这些变化是中国当前改革的一大背景。

前一段时间有朋友问我，“李嘉诚撤资内地房产，是不是说明国际市场已经不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了？”我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解读。李嘉诚是生意人，在中国的地产市场早已赚得盆满钵盈，而在内地投资回报增长率放缓之时，重新寻找新的高增长市场，是一个成熟商人再理性不过的选择。

我个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抱有非常足的信心，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对中国来说意味着福音而非竞争关系，事实上此前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是发达国家快速增长的十年，因为发达国家为中国经济创造了需求。

此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预测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今日我依然坚持这个观点，这背后的原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经济可以保持8%的增速，那么就会在2020年超越美国。即使中国经济的年增速跌至7%，那么至2023年也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学界都在高呼改革。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

姚洋：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我国的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都伴随着体制和机制改革。

如今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都走到了一个亟待变革的时点。过去20年的实践让我们看到，经济的成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因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面临诸多的制度和经济瓶颈，单靠市场力量无法克服。

但眼下，政府和市场之间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过多、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过多等问题日益凸显。持续的科技进步必须由市场主体来推动。技术创新成功与否，是一个随机事件，市场通过大范围的实验可以保证出现少数成功的案例；反过来，如果由政府主导，则相当于只能做少数实验，反而会降低成功的几率。美国之所以能够长期引领世界技术进步潮流，与其完备和灵活的市场体系密切相关。中国未来转型最大的问题来自政府，政府在下一步的改革中必须要处理好自己在经济、社会中的位置，划清与市场的界限。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利率市场化吗？

姚洋：确实有一些观点认为金融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利率市场化，我个人倒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所谓的利率市场化通过影子银行基本上已经实现。可在经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影子银行，却在高风险运行，因为影子银行的很多业务虽然不在监管部门的雷达区域，却与正规金融紧密关联，影子银行的重要资金来源即是正规金融力量。今年6月的钱荒事实上已经显现出了一些问题，如果彼时央行没有迅速注资，那么影子银行资金链的断裂很快会波及到正规金融力量。

解决影子银行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赋予它法律地位并将其纳入监管范畴，同样需要做的还有眼下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要搞清楚这些新生金融力量的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间环节如何运作。

更深层次的改革则要触及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触及金融领域的对内开放。我们的金融领域对外开放已经做得很好，但对内、对民间资本的开放依然不足。为什么这么庞大的影子银行依然在增长？潜台词就是很多人并不愿意投资到正规金融领域，而是把钱用到影子银行中。很多的中小企业、需要资金的企业并不能从正规金融获得融资，转而要以10%－20%的利率成本从影子银行获得资金。

那么你认为改革金融体制的核心环节是什么？

姚洋：金融改革的核心之一，即是通过对内开放，向民间金融开放资格，从而让影子银行走到阳光下，也让民间的资金找到出口，让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这种对内开放的方式需要一套新的监管办法，比如对民营银行资本充足率、放贷标准等等提出新的标准，这样，一些成熟的小贷公司可以获得开展银行业务的资格。其实在目前的监管红线下，小贷公司也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揽储等银行操作。

金融改革的另外一项核心在于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贷款。此前曾有国外的研究报告质疑中国高企的银行坏账率与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这看似不相关的两个问题背后的推手其实都是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是银行主要的贷款客户。

如果银行特别是城市商业银行的运作可以更加市场化，城商行不再扮演“第二财政”的角色，就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遏制地方政府债务的膨胀。至于高危的城投债、市政债，我本人的观点是不应再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力，地方政府举债的需求可以通过由中央政府代劳，再返还给地方政府的方式进行，至少这样的机制可以形成权力的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