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钱庄内幕起底：80后庄主被称地下央行行长

9月12日，青年经济学者段育文接到北京温州企业商会副会长林步贵的电话。林步贵开口就说：“帮帮我!我被人骗了5000万元。”林步贵是典型的温州人，能吃苦，很会做生意。他1979年来到北京，经历重重艰辛，终于积累了上亿元的资产，成为北京赫赫有名的商界人物。然而，这个曾经叱咤商场的温州商人，如今也遭遇了“地下钱庄”的骗局。

几个月前，几个杭州人来到北京向他借了5000万元的巨资，投入到地下钱庄的生意中去。对于地下钱庄，林步贵有所耳闻，他知道地下钱庄是非法的，运营模式是通过高利贷牟取暴利，所以开始不愿意借钱。但对方许以重额利息，还有杭州的几套别墅做抵押，林步贵就把钱借给了对方。等了两个月，到该付利息的时候，对方的电话号码却成了空号。

地下钱庄呈现鲜明地域特征

“地下钱庄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骗子?”林步贵不停地质问着。

段育文对他解释道：“地下钱庄来借你钱，必然是预谋很久的事情。先去报警，走司法程序。”

目前，段育文最担心的是，自己会不会遭遇地下钱庄的打击报复?随着他的著作《借贷危机》的出版，书中所揭露的地下钱庄如何集资、如何运营、如何牟取暴利的真相也日益被世人所知晓。

浮现在段育文脑海里的是近年来暗访地下钱庄的那些日子。一路从内蒙古跑到温州，再跑到江苏、东北，再去山东、福建和广东，其中的辛苦和险恶非常人想象。

段育文了解到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温州地下钱庄，可谓中国借贷危机的策源地;福建地下钱庄，每年非法资金流达上千亿元;鄂尔多斯地下钱庄，有近2000家分布，触角甚至伸到了陕西神木;东北地下钱庄，黑社会色彩浓厚;山东地下钱庄，大批韩国人参与其中;江苏地下钱庄，部分政府官员深陷;广东地下钱庄，神秘的“百慕大珠三角”;湖南地下钱庄，广东“进攻”中西部地区的跳板……

非法吸存、非法放贷钱庄在中国大多数省份均有，尤以江浙和东北地区表现突出，在各地分别以标会、台会、互助会等形式出现;非法买卖外汇的地区以广东、福建、山东为主，这类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在广东、福建以非法买卖港元、日元为主，在山东等地以非法买卖韩元和美元为主;非法典押、高利贷的地区以湖南和江西为主，包括一些已被国家清理整顿的典当行也转为地下继续经营。

金主、庄主和借主的“食物链”

段育文极力寻找接触地下钱庄老板的机会，目的只有一个：原生态地了解各地地下钱庄的生存状态。在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下钱庄(挂牌担保公司)老板告诉段育文：“我们这些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合法机构异化成为地下钱庄，实属无奈。按照规定，获得融资担保牌照的担保公司必须和银行合作，向银行打入保证金获得银行认证后，才可以通过银行将保证金放大5倍，给相关方进行担保。”

该老板坦言，自己的担保公司也在做借贷中介，收益不菲。比如，一笔1亿元的直存款业务，可拿到借款额2%至3%的额外提成。所谓直存款，就是借款人虽符合银行的放贷标准，但由于银根紧缩，银行的信贷额度已用完而无法放贷。于是，借款人为该银行吸收一定数额的存款就成为从银行贷款的前提。借款人没法筹集到存款只能求助地下钱庄，这时，就有金主(有放贷需求的个人或企业)将约定款项存入指定银行，然后由银行按正常程序向借款人放贷。借款人需向金主贴息，而庄主属于服务于金主的中介。

“金主去银行办理定期存款，并将银行存款单和一年内不查阅不调动存款的承诺书给借款人看，按照行情，存入银行一年，金主不仅可以拿到4.14%的银行利息，还可以一次性拿到借款人额外支付的近5%的贴息。如按活期存款办理，借款人必须向金主支付18%至20%的贴息。一般我们从上线那里，以两三分的月息进货，然后再以六七分的月息出货，从而赚取利息差。”该老板说。

该地下钱庄老板举了一个例子，来表示与下家签订的合同都有些“门道”。

他举例说：假如陈某融资2000万元，周转1个月，提供房产抵押等材料，抵押物价值在融资额两倍即4000万元以上，办妥抵押手续后，以个人名义出借资金。白纸黑字的借条上写明的利息不一定高，但是在资金真正借给陈某之前，“高”利息就已支付了。按月息8分利算，借款方事先就要支付160万元的利息，利息通常直接在借款中抵扣，陈某借条上的借款是2000万元，事实上他只拿到1840万元。

正如该地下钱庄老板所言，后来根据段育文的调查，温州地区所有正规担保公司的资金流量还不足地下钱庄资金流量的1%，归根结底的原因还是相差巨大的利息回报，融资性担保业务只赚2%至2.5%的手续费，地下钱庄最低额至少都在10倍以上。

80后庄主年操盘百亿元资金

在福建福清，段育文巧遇了警方刚刚抓获的一个大型地下钱庄的老板——沈鹏。按照警方的叙述，沈鹏是福清市地下大钱庄的“庄主”。沈鹏的地下钱庄窝点被捣毁的当天，他的非法日币交易量就达到3000万日元，警方估算沈鹏的地下钱庄每年的资金流量至少达到百亿元人民币。

见到沈鹏时，段育文不敢相信，这么一个福清市最大钱庄的庄主，竟然长着一副稚嫩的脸孔，年纪看起来也就是25岁出头，这个80后竟是叱咤福清市地下钱庄的大庄主，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当问起如何走上非法买卖外汇，做地下钱庄生意的时候，他显得很健谈。

沈鹏的地下钱庄位于福清市龙田镇福田商业城。从表面看，那个商业城只是一个设施再普通不过的楼层，在沈鹏被抓前，每天从那里出入的现金量，高峰时以千万计，要远远超过国内许多银行的地方分行。“我们有很多招徕客户的生意经，像我们这样规模的钱庄，服务和信誉甚至做得比正规银行还要好。只要几个电话，从国外汇入的外币，一天时间就可以到达客户手中。而且我们的地下钱庄的兑换牌价基本都比银行还高。”沈鹏说。

服务周到，信誉良好，再加上海外渠道，沈鹏的钱庄发展得相当迅速，很快成为福清地下钱庄的“央行”。每天上午9时左右，沈鹏定时与海外联系，商定当天的外汇汇率，接下来再由他与境内卖汇客户(钱庄的下线)、中小钱庄商定汇率。他不但决定着福清的外汇黑市价，同时能够直接调拨各小钱庄的资金，承接小钱庄消化不了的大单。中小钱庄像储蓄所一样围绕“央行”形成一个地下金融网络——而沈鹏就像是“央行”的行长。

按照沈鹏的说法是，警方破获了一起刑事案件，而该案件涉及的黑钱是经沈鹏的地下钱庄流转的，警方由此顺藤摸瓜，最后逮着了他这条大鱼。“要是没有这起刑事案件，警察可能永远抓不到我。”沈鹏说。

沈鹏的被抓让一批地下钱庄裸露在阳光之下，但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使其断绝，许多钱庄的运营方式更趋隐秘。在福清，像沈鹏这样的大“庄主”保守估计至少还有数个，他们与沈鹏相比，在规模上并不逊色，但手段更加隐蔽。

为什么不能彻底打击这些非法的地下钱庄呢?段育文说：“福清的市场需要，是地下钱庄存在的最大原因。简单快捷也是福清地下钱庄的最大优势，而且钱庄还可以轻易把你的日元换成你想要的任何外汇，汇率比银行还要高。”

银行资金变相流入地下钱庄

有哪些人在放贷给求贷无门的中小型企业?除了民间资本，银行也难以置身事外，甚至有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据报道，银监会原主席刘明康曾表示，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约有3万亿元的银行贷款流入民间借贷市场。

段育文在调查中发现，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特征：资金多元化，甚至境外资金加入到民间借贷行列，银行资金也通过各种渠道变相流入民间借贷的池子。银行资金更多时候以一种更为隐蔽、合法的方式流入民间借贷市场。温州有些知情人称，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套取资金关系，与人合伙开担保公司，以假实业的方式把钱借出来，再翻倍贷出去。

温州商人胡汉民坦承，多次通过一些银行领导贷款，都是私下进行。曾经在胡汉民急需资金的时候，温州一家国有银行信贷部的工作人员对他“施以援手”，从2009年7月开始，150万、80万……陆续借了700多万元给胡汉民，月息4分。

根据段育文在温州的调查，温州的银行资金还通过上市公司、国企等途径，流入民间借贷市场。银行低息贷款给上市公司或国企，上市公司以委托贷款高息发放出去，银行收取正常贷款利息和委托贷款手续费，各得其所。而一些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从银行贷款，利率上浮到年息8%左右。地下钱庄给这些企业每月2分利，年息24%，除去还给银行的利息，企业坐收16%的净利。

温州市金融办主任曾坦承，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市场的行为确实存在，这与监管失职相关。由于信贷需求旺盛，许多企业纷纷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一些大型企业从银行低成本拿到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息、利差，实际成为高利贷市场从银行融资的平台，一些国有担保公司、财务公司也利用国有银行的资金，偷偷地放高利贷。

银行疯狂地染指到地下钱庄的高利贷交易，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如果高利贷仅限于民间资本领域，波及面可能还不算大，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国企和银行涉足这一领域，经济一旦下行或将带来系统性风险。如果钱是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慢慢拉长，借钱的企业经营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也会越来越多，从而有可能发生“中国式的次贷危机”。(蒋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