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应以转变首都功能为首

■ 专栏

北京应以政治和文化中心为主，科技创新和孵化中心为辅;天津应立足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逐步承担北方经济中心的职能;河北合理承担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与京津的产业对接。

京津冀区域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三大增长极之一，是首都城市群所在地，是未来北方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更在于其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发展转型与跨地区协作，有重要示范意义。鉴于京津冀区域跨行政区划、跨经济社会系统、跨资源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京津冀非协同不能有效推动。

协同首在转变首都功能

通过研究，我认为，京津冀的协同，首先是首都城市功能转变与京津冀发展定位协同。我们将各国的首都城市发展模式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单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重点建设成为功能单一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同时首都所在城市群内或邻近城市群中往往存在着一个经济中心，为当地提供经济服务或作为国家的经济中心城市，如华盛顿与纽约、渥太华与多伦多等。

第二类是多功能首都城市，即首都城市的发展以政治、经济、文化多功能中心城市为目标，着力建设成为综合型大都市，成为所在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东京、伦敦等。

北京在21世纪之前的发展轨迹，类似于多功能首都城市发展模式，即北京以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为目标;进入21世纪后，由于人口、环境、城市规模等压力，北京开始从多功能首都城市向单功能首都城市转变，即不再承担经济中心的功能，而只是政治和文化中心。

这一转变使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模式，表现为由多功能模式向单功能模式过渡，由单核模式向双核模式过渡，由城市个体、无序发展向城市组团、协调发展过渡。这就需要京津冀首先明确各自的定位，才能真正避免过去的区域竞争和各自为战。

具体而言，如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以政治和文化中心为主，科技创新和孵化中心为辅的首都城市;天津应立足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逐步承担起北方经济中心的职能;京津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向周边疏解部分城市功能、转移部分产业;河北省作为京津的发展腹地，合理承担其疏解出的城市功能，并做好与京津的产业对接。在这一过程中，京津冀的定位、职能及协同发展模式，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合理划分、重新磨合。

三方协同重在产业分工

三地协同，关键在发挥市场的作用。以长三角这个增长极为例，它发展迅速的原因就是各自的产业定位明确，上海以高端金融业为发展内核，昆山的电子产业发达，整个长三角地带、依据上海这一核心城市，各自产业功能错位，形成组团式发展。

经济区域的发展既存在产业梯度和产业分工，也存在产业协作，这必须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特色产业为基本前提。如果经济区域内成员间支柱产业相近、产业结构雷同，相互间就失去了合作的基础，相互间的关系就只存在竞争而没有合作。

因此，京津冀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遵循产业发展和转移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进行合理的区域分工，突出自身特色与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合理定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梯度协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协作与发展过程本应是市场跨地区配置资源、进行资源整合的过程，由市场力量引导京津冀的协作与发展。

但由于三方的行政区划障碍与利益冲突，为了彻底打破僵局，应由中央政府出面，牵头协调三方的发展定位、利益共享、协作机制等，三地政府也应充分发挥协调、导向、推动作用，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引导企业主动加强跨省市的协作。

同时，区域协作与生产要素的流动密不可分，而生产要素的流动以健全的市场体系为基础，因此京津冀应重点加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和企业产权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一体化建设，以完善、健全的市场体系推动京津冀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提高生产要素在地区间、产业间的配置效率。

比如，京津可充分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高平台，加快向周围的要素辐射，增强自身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力和扩散力，以推动产业顺利转移。

而河北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加快制定、实施灵活多样的鼓励性政策，大力引进本省稀缺的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经验，利用京津先进、充裕的生产要素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最终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优化与升级。

□戴宏伟(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