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铝厂被指套取5亿破产补助 伪造5千职工档案(2)

隐瞒转制

未履行劳动部转制文件

拿不到钱，刘国民很气愤。他气愤不只是因为拿不到钱，也不是因为厂里伪造了他“合同工”的身份骗了补助又少给他钱;而是因为在12年前，他就可以转为“合同工”，但厂里没给他转。

1992年，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在全国推行，试图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年，抚顺铝厂新进的职工，签订长期聘用合同，身份成为全民合同工。

在这一年，为了深化劳动制度改革，劳动部下发46号文件《关于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原使用的城镇集体混岗工改为劳动合同制职工”。

抚顺周边，抚顺新钢、特殊钢厂等国企的集体混岗工，均陆续转为全民合同工。

抚顺新钢锻造工尹秀红告诉新京报记者，她原本是钢厂厂办集体混岗工，1992年，全厂900余名混岗工全部转为了合同工。

而抚顺铝厂没有一点动静。

刘国民他们曾统计过，在5427名集体工中，超过3000人属于混岗工，其中大部分是返乡知青。

所谓混岗工就是，那些属于抚顺铝厂下属劳务公司的集体工们，被抽调进铝厂，从事一线冶炼工作，即混岗混编。

而铝厂的全民固定工、合同工，则主要从事行政、管理和后勤等工作。

1993年，隔了近一年，刘国民他们才从附近钢厂听说，国家有用工改制的政策。他们向厂里反映，得到厂里的回复是，会给他们转，但人数众多得分批转。就此没有下文。

2002年，抚顺铝厂效益下滑。集体职工开始下岗。刘国民便在这时下岗。

刘国民这些集体职工又开始向厂里反映问题。他们要求厂里给说法，为什么集体职工先下岗。接着问题又绕回到10年前，为什么1992年不给他们转合同工。

2003年，副厂长黄永纯告诉集体工谈判代表廖和平，“如果把你们转为合同工，全民固定工工资每人要降50元。”

上述说法也得到抚顺铝厂一名不愿具名的管理人员的证实，“当时工资总额是定额的，如果把集体混岗职工转为合同工，无疑要增加开支。”

对此，记者多次致电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应该问询抚顺市国资委。国资委下属部门改组处一名负责人表示，“这个问题太复杂，涉及一个统一口径的问题，不便回答。”

官方答复

“多要的钱统筹使用”

获得和全民合同工相同的待遇，是刘国民长久的心结，也是张恩山的心结。

张恩山，刘国民的同事，两人曾在同一个劳务公司，刘国民调入100分厂，张恩山则到110分厂任冶炼工。

张恩山出身地主家庭，20岁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被下放到抚顺县海浪公社，成为辽宁省1957798名知青中的一名。

1979年，返城，作为抚顺铝厂职工子弟，张恩山被分配至抚顺铝厂厂办集体企业服务总公司(后改为劳务公司)。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全国各地的国企均创办了大量厂办大集体企业，这些集体企业与主办厂一样，进行生产经营。

检索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辽宁共有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厂办大集体1433户，涉及职工53.6万人。这些厂办大集体企业在安置返城知青和国企职工子弟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被政府誉为“中国就业蓄水池”。

尽管吃上了国库粮，厂办集体工发现与全民固定工相比，两者福利待遇相差甚远：

集体职工没有医疗保险，每年涨一级工资，全民固定工涨21块钱，厂办集体工只涨7块，“逢年过节发福利，固定工能领肉、蛋、水果，我们一点东西都没有。”张恩山说。

集体职工不能参与福利分房。他们找对象也成为老大难，“女的先找固定工，最后挑剩下了才找我们集体工，就跟现在的白富美配高富帅一样。”今年50岁的厂办集体工王世军说。

彼时，王世军和父母兄弟七八口人挤住在三四十平米的平房里，“相亲时，姑娘看一眼住处，就黄了。”直到32岁时，一名离异带小孩的女人才答应嫁给王世军。

2010年抚顺铝厂破产后，刘国民、张恩山等职工发现依旧无法转变为合同工，无法拿到合同工的安置费后，部分厂办集体职工开始陆续进京，反映问题。

2013年12月30日，张恩山再次进京反映问题，同行的还有厂办集体职工于泉、王晶晶(微博)等11人。他们被送回抚顺后，今年1月3日下午，抚顺市国资委干部丁虹和信访局官员与11名职工沟通。

于泉他们提供的一份录音资料显示，抚顺市国资委干部丁虹当时对他们说，档案造假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全厂职工的利益，“造假是手段，目的是要钱”，多要到的钱，要进行统筹使用。

抚顺市国资委副主任李华忠对记者表示，所有申请下来的钱都用到了老百姓身上，“他们四处反映问题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

对于为何更改职工档案，李不予置评。

5月8日，张恩山和诸多工友来到抚顺市职业病防治院，探望工友刘国民。三天前，厂办集体工刘国民被检查出骨癌。

病床上，刘国民瘦骨嶙峋。

5月18日，刘国民病逝，他最终都未能转成合同工，未能享受到合同工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