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岁新加坡遇“中年危机”? 转型之痛生抱怨情绪

李光耀

【环球时报报道 本报驻泰国特派记者 俞懿春 本报记者 张倍鑫】“任何治理新加坡的人都必须强硬如铁，否则只好放弃。这不是玩纸牌游戏，而是你和我的生死存亡。”李光耀在一次集会演讲中如是说。新加坡，一个“迷你”岛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独立、生存、发展、繁荣，几十年来，它在法治、反腐、民生以及外交领域的成就令人赞叹，而这一切，与李光耀为新加坡开拓的生存之道有莫大关系。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曾预言：李光耀离去后，新加坡不会生存多久。会这样吗?在很多分析家看来，新加坡面临多重挑战，过去行之有效的家长式治理作风已引起许多民众厌倦。“新加坡人想要更多反对声音，也许未来50年，政府很难继续强势下去，新加坡成功公式的一部分就会改变”，新加坡资深媒体人韩福光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将向何处去?它能否继续保持其 “非凡”美名?一串疑问摆在新加坡面前。

缔造“新加坡奇迹”

1959年，在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大潮下，英国的殖民地新加坡获得自治权。1963年，新加坡与马来亚等合并组成马来西亚。两年后，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独立之初，新加坡人口不到200万，粮食和水无法自给，基础设施落后，经济依赖低端贸易，族群冲突阴影犹存。但50年沧海桑田，当年的小渔村，如今已高楼林立、跨国企业云集，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1959年，新加坡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到李光耀卸任总理的1990年，该数据已超过12700美元，到2011年更是突破5万美元关口。

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的社论提到那段艰苦岁月：“新加坡是在新马合并后又分家的特殊情况下，取得独立……新马分家使新加坡失去了传统的经济腹地，而英国决定撤出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加剧新加坡独立初期的失业问题。”当时的困境也令李光耀忧心忡忡：“我们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非常渺茫，新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它原是个贸易站，我们把它继承过来，却没有腹地，就像心脏少了躯体一样。”

1965年的新加坡，失业率高达14%。为创造就业和拉动经济，新加坡决定提供税收优惠和兴建基础设施，吸引外资。“这个政策非常成功。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工厂陆续进来，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甚至把总部迁到这里，新加坡成为吸引外资和跨国企业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特约编辑、前《海峡时报》总编辑韩福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根据欧洲最大的咨询公司罗兰贝格2011年的一项研究，新加坡是欧洲公司在亚太地区建立总部的主选地。现在，新加坡所拥有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数量是东京的两倍多。

“新加坡自1959年以来发展迅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毫无疑问，我的回答是人才质量。”李光耀1982年时说。新加坡不仅依靠培养本地人才，也大力引进外来人才。“人才引进不是口号”，新加坡经济学家林日美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新加坡政府为外来人才创造就业和商业机会，为他们提供高质量、有保证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的家庭无后顾之忧。这些都是人才到新加坡的原因。”据新加坡贸工部统计，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外籍人士对新加坡GDP的贡献度达41%。

新加坡有“实用主义国家”之称，而“实用”是李光耀一切决策的根源。没有条条框框，寻找什么可以做，什么需要做，以务实精神塑造新加坡的未来。新加坡经济大概每十年转型一次，上世纪60年代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是自动化产业，80年代引入高科技产业，90年代是电子产业，现在主要是服务业和旅游业等。

在短短三四十年时间里，缺乏资源禀赋、多民族多宗教的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攀升至第一世界梯队，缔造了“新加坡奇迹”。在这个过程中，新加坡还树立了小国外交典范。在平衡外交理念指导下，新加坡以务实的态度，使其国际威望大大突破“蕞尔岛国”的局限。

显露两党制雏形

在2011年的著作《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中，李光耀强调，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政府强有力的治理和高效率的(国家)机构。为打造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新加坡在1960年就颁布《反贪污法》。为确保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不涉入权钱政治，该党制定了一整套“操行守则”。新加坡的繁荣离不开这个几十年来一直执政的强力政党。

但在2011年5月的国会大选中，人民行动党仅取得60.1%的全国平均得票率，输掉87个席位中的6席。人民行动党独步国会议席的时代蜕变成雏形的两党制政治。随后，首任总理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辞去内阁资政一职。

自2011年大选以来，新加坡政府的执政模式在转变。总理李显龙认为，新加坡的政体可以且必须容许更多观点、更多辩论和更多参与。同时，他明确强调，新加坡必须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包括精英政治、开放和多元民族等。

“新加坡政府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既要满足年轻一代的期望和需求，否则会对大选不利，又要继续维持和平、发展和稳定。”韩福光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今年2月，《环球时报》记者专程赶往新加坡，在采访中了解到，那次大选结果并不代表许多新加坡人倒向反对党。新加坡人连蕴婧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她的父亲当时把票投给反对党，并非真心希望反对党执政，而是为了让政府里有更加多元的声音，从而让人民行动党更注重倾听民意。

《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吴元华著有《新加坡良治之道》一书，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新加坡现在面临前总理吴作栋所形容的‘中年危机’。一方面，国家已经取得非凡成就，可谓区域最富裕的国家;另一方面，部分国民因生活费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全球性因素而觉得生活担子越来越重，因此对政府的某些政策表示质疑。”



 

责任编辑：乔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