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传播学之殇催生“新闻接受学”

[摘要]：本文通过“小心求证”，揭示施拉姆“捉住规律放跑规律”失误及传播学缺少理论体系之症;直言由于中国学者误译误读，导致“重传播轻接受”、“媒介决定论”思想蔓延。古今社会一直存在“大接受小传播”的二元格局，古有“接受与传播”的两点论及“听者决定”重点论，近代有兄弟学科的“消费决定论”及“接受决定论”思想，均为新闻界创建“新闻接受学”提供了动力。

传播学从集大成于美国到遭遇美国大学裁撤，仅仅相距30余年。而美国酿出“传播学之殇”时，亚洲及中国的传播学热依然不减，此前欧洲也兴起了传播学热。这说明美国学界拥有极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及自我否定精神。

美国的《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几乎见不到‘传播学’一词的影子，这是因为作者喜欢用‘传播研究’、‘传播与媒介研究’、‘传播研究领域’、‘传播与媒介研究领域’这样的短语……思想深处未必肯定传播学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传播学虽有被承认为独立学科的雄心，却壮志未酬，因为它的理论宣示模糊不清。”?另一位美国学者说：“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人人皆知，却鲜有令人满意的定义……按照一般的学术理解，传播学不是一门学科，而仅仅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为此，美国才出现了“传播学之殇”——“传播学的学门正当性，过去几年在美国大学校园遭到质疑。已从学门内部，扩散到整个学界。在精简大学系所的压力之下，传播相关系所是几个经常被拿出来开刀的系所之一。跟家政系一样，传播系的学术性不足，是在一波波裁并声中传播系所教师必须费尽唇舌说服学校其他系所教师的主要项目。”?“因经费短缺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些院系因此被迫取消、缩减、改组或合并，传播课程处于一种自卫的状态。”④

由于美国学界并没有把传播学的弊病全面揭摆出来，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并珍重兄弟学科的可贵提示：创建“新闻接受学”，开启一个新学科。

一、施拉姆之误与中国学者之误读

《传播学》难过“学在规律”关。韦尔伯?施拉姆称传播学是“研究人的学问，研究人与人，人与他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怎样相互影响，研究人怎样报道消息，接受新闻及知识，怎样受教及教人，怎样消遣及娱人。”⑤ 现如今，中国学者已能准确说出“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⑥倒是这位“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犯了两大错误，一是界定传播科学的研究对象时忘记了规律，二是错把“传播活动规律性走势”当成“信息时代的特征”——“信息流大幅度增加;传播速度显著加快;对媒介的依赖性增强;与信息支配相联系的，是引起权力转移。”⑦施拉姆虽然歪打正着“捉住了规律”，但因为不识货又闹出了“放跑规律”的笑话。此外，《传播学》学术视域过窄。列举库尔特?卢因的“守门人”理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长”之说，均可在2000年前的中国找到相同表述。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说绝对是“守门人”理论的早期版本，而荀子的“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则比麦克卢汉的“文字是视觉的延长，笔是手的延长，书是眼睛的延长，无线电通信是人耳朵的延长”⑧之说早2000年。

中国学者应当反思盲目崇拜施拉姆的言行。2003年面世的《传播学十大经典解读》一文称，施拉姆“创立传播学的标志是1949年由他编撰的第一本权威性的传播学著作——《大众传播学》的出版。”⑨该文经《新华文摘》转发后影响扩大，既见诸多家网站又进入多所高校的教学课件。而更早的中译本《传播学》也称“1963年，由施拉姆主编、11位著名学者参编的《传播学》一书出版，正式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提了出来。”⑩从而牵出一笔糊涂账：“在大众传播学产生之前，新闻学是唯一研究传播现象的学科……新闻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报学、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⑾其实，该书从未讲明“大众传播学”是从哪儿来的。事实是，施拉姆只是将他人的20篇论文结集并命名为《大众传播》，其中7篇文章是研究传播效果和传播责任的。试问，编一本论文集等于创新一门“学”的话，那么世界上会“多出”多少门“学”呢?

学界是否可以追问施拉姆：中译本《传播学》称“从狭义上说，传播学就是大众传播学”⑿，果真如此吗?您创立的是“大众传播学”还是“传播学”，是两个学科还是一个学科?

二、误译致“重传播轻接受”思想广扩散

传播学引起中西文化冲突。1956年，中国首次将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译作“群众思想”、“群众思想交通”(13)，后将其译为“公众通讯”。(14)1977年，中国台湾海天楼出版社出版《传播学概论》;1982年，施拉姆应邀来华，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介绍传播学;1989年，中国大陆出版《传播学》。

显而易见，将英文版的《传播学》译成中文版的《沟通学》”或《交流学》更为妥当。是的，“有时激烈争论之后才发觉问题出在翻译上……例如英文 Communication-tion 在中文里没有对等词，将其译为‘传播’是很勉强的。Communication含有双向的意思……而中文的‘传播’有明显的从一方传往别一方的倾向。”(15)在英语里，“传播是指人们相互之间借用于符号系统表现和传达意图。从这个角度说，传播又可译为沟通。”(16)将其译为“群众思想”、“群众思想交通”、“公众通讯”三者，惟“思想交通”具有双向意义，但因内涵过窄没有“信息交通”意蕴而不可取。正因为将Communication-tion 译成了单向意义的“传播学”，导致汉语语境中“重传播轻接受”思想广为扩散，大大强化了一些人居高临下的“媒介决定论”、“传播决定论”的观念，一些本来冠以新闻名称的机构组织纷纷添加传播或改称传播。一些媒体充斥大量的“工作报道”，远离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重点，人们笑称其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谁管谁看”的“弱势媒体”。

随着传播学热的升温，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学由二级学科升格为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此后，更多版本的传播学教材陆续问世，逐渐形成了“一大集成者、两大学派、三大论、四大先驱、五大研究领域(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的系统总结，却不是系统的理论表达。由于中国进口传播学30余年尚未走完引进、消化、吸收之路，许多学者对传播学一直是“盲目崇拜多”，“反思和批判少”。虽然关于新闻与传播的论文“巨量产生”，但多为“文凭论文”及“职称论文”，传播学教材编写者“轮番抄书”，不同版本的“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花样变换，但多数逃不出“低水平重复”的窘境。而在定义新闻时或言报道或言传播，极少说“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信息的接受”等。因为“传播”包含诸多不确定性，而只有“接受”才是实在的“有效传播”。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17)

三、“听者决定论”格局亘古未变

人类社会的“大接受小传播”二元格局不因传播技术持续进步而改变。“接受决定论”乃是“接受与传播”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是中西古代文化的结晶。

“接受与传播”的两点论：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中视听为接受，言动为传播，昭示“传播者只有先接受新闻信息，然后才能传播信息”之“从客观到主观，再从主观到客观”的逻辑关系，以及“接受是新闻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的真理。

“接受与传播”的重点论：“在对话的三个要素——即说话者、话题、听者——中，决定对话目的和对象的要素，是听者。”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演讲读本》(18)中所言，这个“听者决定论”被后人在经济领域、文学领域反复论证，而新闻界却好像充耳不闻。

马克思说得好：“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19)此外，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接受美学”阐述了同样道理：“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读者本身便是一种历史的能动创造力量。文学作品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能动的参与介入是不可想象的。”(20)上述“消费决定论”、“接受决定论”都是听者决定论的最好佐证。2010年，《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21)面世，明晰展示出“接受美学视野下的元和诗歌及研究进路”，对多位古代诗人“接受”之后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深度探索。

可怕的在于，目前的新闻传播理论至少落后兄弟学科50年。而多年来纵然有亘古不变的“大接受小传播”格局及经济理论、接受理论的多重提醒，新闻定义者依然充耳不闻，像青蛙一样深陷新闻专业主义的“传播、报道”的井中。“接受”之所以重要，先是有“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信号接收机”这样的电器佐证之，接着又有“遥控器”、“鼠标器”手机按键佐证之。由此催生了“点击决定论”，不管是什么“媒体大鳄”，是“星”是“腕”乃至于某种说教，大众只要不喜欢不想接受就可以点击否决。要知道，即使在“新闻无国界”、“地球是平的”的网络时代，一家或者多家新闻媒体集团也不具有覆盖全球人口的辐射力，可见“传播力”多么弱小，而全球受众的选择能力是多么强大。

四、新闻接受学呼之欲出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学者并不缺乏洞见和理论创新思维。“接受美学举世闻名的受众观值得新闻传播学借鉴，只有认识到受众也主动参与了传播，新闻事业才能开拓自身的领域，新闻传播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大众学科。”(22)更有一篇文章以《引进接受美学走出本文世界建设新闻接受学》为题，提出“将读者放到一个更重要的地位，把新闻接受研究提升为新闻学下一门独立的子学科。新闻接受学不一定要照抄接受美学的理论，但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只有新闻传播学与新闻接受学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门完整的现代新闻学。”(23)2004年，本文作者开始撰写“新闻哲学”专著，通过揭示新闻内涵及新闻规律体系，已经在“新闻无学”通向“新闻有学”的道路上有所斩获，而今通过解析“传播学之殇”进一步获得启示，遂以丰富的“中国式的表达”把“新闻哲学”溶入“新闻接受学”的思想体系中。

参考文献：

?、何道宽，《传播学批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译序第9页，第4页。

?、美国约翰·费斯克(著)，许静(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

?、陈世敏，《传播学自我再发现》，1999年第4期中国台湾《新闻学研究》。

④、陈韬文，《传播教育的知识结构问题：思考分析与实务技术训练之间的张力》，台湾《新闻学研究》，1999年第59期。

⑤、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台湾海天书楼出版社1977年版，第4页。

⑥、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圣才考研网(主编)，中国石化出版社2012年7月第一版，第2页。

⑦、⑧、⑩、⑾、⑿、(16)、⒅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10页，第115页，第4页，第39页，第33页，第2页，第 32页。

⑨、熊澄宇，《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05期。

⒀、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刘同舜和郑北渭在该刊总第3辑)

⒁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6册翻译资料《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

⒂、龚文庠，《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总序，载于约翰·费斯克(著)、许静(译)的《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