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门票“解禁就涨”怪圈当破

2016年，是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旅游景区票价3年一调整的又一个“解禁年”，于是，从今年开始，全国众多4A级以上景区就开始宣布涨价或即将涨价——

“禁涨”真的变“必涨”?

2007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明确规定“同一门票价格上调频率不得低于3年”，给景区调价设置了年限。“禁涨令”实行以来，每隔3年，一些旅游景区就迫不及待地涨价。8年间，景区门票价格屡屡创出新高，许多景区门票动辄数百元。

2016年，是景区门票价格又一个“解禁年”。于是，从今年开始，很多景区已经按捺不住冲动，开始谋划门票涨价。甚至已经有福建清源山、甘肃麦积山、南京莫愁湖、广西桂林荔浦银子岩景区等相继公布了涨价时间表，其中银子岩景区拟从65元/人次上调至85元/人次，调价幅度达到30.8%。

本来，景区门票“3年禁涨”是为了更好地规范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特别是抑制门票价格过快上涨，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禁涨期”却成了“涨价期”——每当3年期限一到，几乎所有景区门票都会上涨。“禁涨”变成了“必涨”，“不得低于三年”变成了“每三年一涨”，这难免让人心中五味杂陈。

关键是让涨价有理有据

《新京报》在《景区票价：你骂你的，我涨我的?》一文中指出，设置上涨年限之类的行政手段，不如理顺各方职责，让相关部门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尽到应尽的监管之责。以景区门票价格监管而言，当下存在的一个严重痼疾，就是监管系统“内部脱节”：表面上看，景区票价归物价部门管，但景区票价也牵扯景区品质、建设规模、性价比及长远规划等，这归口旅游等部门管。因而景区门票的科学设定，还需这些部门协调动作。但在当下，价格监管往往是物价部门的“独角戏”，掌握票价监审权的物价部门对景区建设内涵缺少深度理解，这也导致景区票价与具体建设、运营的某种脱节。

文章认为，要破除这一积弊，亟须调整景区门票价格监管方式。比如，由各级各地旅游联席会议领导机构出面，召集价格、旅游、发改委等部门，对景区投资来源、收益负债、游客规模、盈利分成等进行督促、监管，并从社会效益、运营成本等方面，对景区门票调价申请进行必要性、合理性审查，而后再交由物价部门依法核定。

北京旅游学会副秘书长刘思敏表示，公众不希望景区涨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景区涨价不对——问题的实质不是该不该涨、涨多少，而是如何构建可以监督的、透明的门票价格形成机制，让涨价有理有据，让游客心中有数。在具体操作上，应区分公益型、市场型和混合型景区门票价格的变动，其中，对于公益型景区，应建立起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的门票形成机制。此外他还建议，重要景区应效仿上市公司，做出经过第三方整合的财务报表，使景区的财务、运营处于全民监督之下。

发展旅游经济须摆脱门票依赖

不少网友认为，发展壮大旅游经济，还需要各地政府和景区管理部门着眼自身经营特色和优势，多条腿走路，自觉摆脱门票依赖。

《北京青年报》发文分析说，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旅游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产业之一，也是拉动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动力，但不少地方发展旅游业的思路，却不符合旅游业发展的规律。从各地长假和小长假结束后对外公布的数据中可知，在一些地方政府眼里，旅游业收益几乎就等于门票收入。在这种“门票思维”支配下，地方政府和景区自然会围绕门票大做文章，一有机会就涨价。短期内，这样做的确能带来旅游收入的增加，但长期来看，把门票收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旅游业的发展之路就会越走越窄，无法真正形成气候。

《南方都市报》也发表社论指出，要想发展旅游业，必须把旅游当作一个综合产业来看待，把旅游业与整个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发展。文章还以杭州西湖为例：2002年10月，杭州开始逐步免收西湖风景区门票，西湖景区当年失去了600万元门票收入，但景区内的茶馆餐饮纪念品商店等商业租金却增值700万元。此后，杭州相继免去了多个景点门票，尽管短期内商业增值未能弥补门票损失，但不到一年，游客人均逗留天数增加，随之带来的食、宿、行、购、娱及相关产业消费收入十分可观。2012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湖免费十年，杭州的境内外游客人次增加了2.1倍，旅游总收入增长了3.7倍。文章指出，只有摆脱门票依赖，旅游经济才大有可为。

编辑整理/梅刘柯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