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文/王艳萍

导读：

本文从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覆盖的宏观经济学领域为主线，告诉我们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现状、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发展的实用性和发展方向。

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覆盖的宏观经济学领域

自1969年开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贡献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新的)经济分析方法三大领域。仅从宏观经济学领域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涵盖了国民收入核算、消费理论、货币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国际经济与贸易、失业和通货膨胀、经济周期和波动、宏观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成就。

1.国民收入核算

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托宾(1981)认为:四个不同而又相关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这四种发展是:国民收入核算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凯恩斯《通论》的发表、经济计量学的建立以及数学的发展及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

宏观经济学是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因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准确度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以美国库兹涅茨(1971)为代表的“经验统计学派”开创性地对国民经济学进行年度例行统计，而以英国理查德•约翰•斯通(1984)为代表的“主流学派”成功推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SNA)更是为宏观经济分析奠定了数据基础。 以斯通为代表的“主流学派”，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采用复试记账方法设计的一整套国民经济账户体系经联合国的推荐，为世界各国广泛应用，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共同遵守的准则。

2.消费函数理论

消费函数理论用于研究国民收入与消费量之间的关系。自1936年凯恩斯在《通论》一书中提出绝对收入假说以后，消费函数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充实与发展。弗兰克•莫迪利安尼(1985)于1954年与美国经济学家布伦伯格和艾伯特•安多共同提出了消费函数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这一假说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为基础，提出人的消费是为了一生的效用最大化。195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提出了持久收入假说。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决定的，而是由他的持久收入决定的。如果政府出于应付经济萧条的需要，采取临时性的减税措施，以便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刺激消费，那么，按照持久收入假说，这一临时性的减税措施是无效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受理性预期革命的影响，霍尔于1978年将理性预期因素引入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假说，罗素•戴维森等则提出了误差修正机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目前在国际上广为应用的随机游走假说和误差修正机制消费函数;20世纪80年代以来，霍尔假说受到来自弗莱文的过度敏感性、坎贝尔和迪顿的过度平滑性的挑战，大量新假说如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损失厌恶假说、近似理性假说等使消费函数研究步入新阶段。从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各种消费函数理论都是局部均衡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和经济计量学的高深技巧密不可分。

3.货币理论

货币对经济发展尤为重要，而宏观经济中货币政策的实施对经济稳定及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哈耶克(1974)与缪尔达尔(1974)因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中的先驱工作而共享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建立了现代货币数量论模型，强调货币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提出了“单一规制”的货币政策，以确保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

缪尔达(1974)的货币均衡理论认为，在讨论货币均衡时应区分时点(静态)与时期(动态)的概念。在分析动态均衡过程时，缪尔达尔还把收入、消费、储蓄、投资等变量区分为“事前的”和“事后的”分析。“事前的”是指分析期开始时的预期数值，“事后的”是指分析期结束时已实现的数值。缪尔达尔利用“事前的”、“事后的”两个概念来说明货币均衡条件(经济均衡条件)，即社会的储蓄与投资等式的事前观察如何经过供给和需求的调整而达到事后的均衡。其最后结论是:维持货币均衡所必需的一般价格水平是变动的，其变动幅度是由实际生活中所存在的复杂因素决定的。消除或减轻商业循环的波动应当是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资本主义经济仅仅靠自由竞争是难以实现货币均衡或经济均衡的，因而必须依靠国家干预，实行一定的货币政策来达到实现均衡的目标。

哈耶克(1974)的货币理论是关于货币对各种商品之间不同交换比例的影响的理论，包括货币中性论和“货币非国有化”思想。他认为，所谓的“货币中性”是指货币的数量对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发生影响，不引起相对价格的失衡，不引起生产方向的误导，才可称之为“货币中性”。哈耶克曾断言，因为政府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财政、货币手段来干预经济，结果必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发生使得市场机制发生紊乱，资源配置失调，挫伤私人投资积极性，进而经济萧条，失业增加。而失业的增加又迫使政府对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刺激，最终发生“滞胀”。所谓“货币非国有化”思想，就是主张取消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权，废除国家货币制度，而用私营银行的竞争性货币作为国家货币的替代物。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任何形式的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包括财政调节、货币调节和行政干预)都是不必要的。

弗里德曼(1976)将货币看作资产的一种形式，用消费者的需求和选择理论来分析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他认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第一类因素是预算约束，也就是说，个人所能够持有的货币以其总财富量为限。总财富中有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人力财富是指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非人力财富即物质财富。弗里德曼将非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率作为影响人们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二类因素是货币及其他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包括货币的预期收益率、债券的预期收益率、股票的预期收益率、预期物价变动率;影响货币需求的第三类因素是财富持有者的偏好。将货币视同各种资产中的一种，通过对影响货币需求的以上各种因素的分析，提出了货币需求函数公式，并指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稳定性，货币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货币的供应方面。为了防止货币成为经济混乱的原因，最优的货币政策是按单一的规则控制货币供给量，其货币增长速度等于经济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

4.经济周期和波动

现实中，把握经济周期对经济预测及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积极意义。哈耶克(1974)认为经济周期的根源在于信贷变动引起的投资变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投资过度理论，即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了投资，一旦银行停止信贷扩张，经济就会由于缺乏资本而爆发危机。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有一种自行趋于稳定的机能，反对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他把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滞胀归罪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

凡恩•基德兰德(2004)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04)对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做了研究，提出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解释了经济政策和技术的变化是如何驱动商业循环的。他们认为，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但其结果很可能于经济不利，因此，政府无须干预经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论。它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更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20世纪80~90年代，该模型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争论和质疑并不影响该理论对经济学未来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5.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

库兹涅茨(1971)认为，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心则应该放在推动技术进步上;罗伯特•莫顿•索罗(1987)则进一步假定劳动力和资本可以互换，并且考虑了技术进步的贡献，得出结论认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重要;西奥多•威廉•舒尔茨(1979)和威廉•阿瑟•刘易斯(1979)深入地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舒尔茨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本，即对劳动力的投资。刘易斯较早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农村中以传统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和城市中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能够促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对发展经济学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多年来，森(1998)一直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发展路径等问题的研究。马克•布劳格曾说过:“发展经济学是森(除了福利经济学以外)的另一个具有持久兴趣的领域。”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与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是同等重要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森的发展理论比他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综合了森的各种发展思想。以“能力”、“权利”概念的提出为标志，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能力发展观”，并阐释了自由与发展、文化与发展以及发展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森的“能力方法”对《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产生了重大影响，森参与了该报告的编写以及“人类发展指数”的设计。

6.失业与通货膨胀

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费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费尔普斯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彼得•戴蒙德(2010)、戴尔•莫滕森(2010)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季斯(2010)因解释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以及对“存在搜寻摩擦的市场”的分析在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奠基性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建立的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了政府监管及经济政策以怎样的方式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及工资变动。三名经济学家的“搜寻和匹配”理论表明，光有在理论上能够达成交易的买家与卖家还不够，这些买家与卖家还必须找得到对方，并决定达成一项交易，而不是继续寻找，希望发现更好的匹配对象。在某些背景下——比如公共金融交易平台，买家与卖家可能会即刻达成交易。但在许多其他市场，只有在经历一番耗时又代价高昂的搜寻后，交易才会发生，这可能会导致供求出现无效率匹配或根本无法匹配的市场结局。在这些情况下，政府干预可能会提高市场的效率。

7.国际经济与贸易理论

开放经济理论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国民收入的决定以及对外贸易、汇率、资本流动等对一国经济影响和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戈特哈德•贝蒂•俄林(1977)和詹姆斯•爱德华•米德(1977)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贝蒂•俄林从师于赫克歇尔，与赫克歇尔一起最早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简称H-O定理)。H-O理论(即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以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米德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经济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一个“开放经济”的社会如何制定政策稳定经济的问题。米德提出了一国双重的政策目标，即国内平衡和国外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阐述了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经常发生的尖锐冲突以及如何协调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

保罗•克鲁格曼(2008)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支撑的，但是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并不能充分地支持这一论断。克鲁格曼在20世纪末提出“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以垄断竞争模型来分析规模经济及产业内部的贸易行为，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

8.金融经济学

作为一门研究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科学，金融经济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经过经济学家不断地运用经济学理论探索、研究金融学中的均衡与套利、单时期风险配置以及多时期风险配置、最优投资组合、均值方差分析、最优消费与投资、证券估值与定价等，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一门崭新的经济学与金融学交叉性的学科。在此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主要有詹姆斯•托宾(1981)、米勒(1990)、马科维茨(1990)、夏普(1990)、默顿(1997)以及斯科尔斯(1997)等人。

詹姆斯•托宾(1981)的贡献涵盖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诸如经济学方法、风险理论等，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纯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方面独辟蹊径。托宾的最主要贡献建立在以描写各个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他们的资产构成的理论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被称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他是极其重要的创始人之一。米勒(1990)通过解释资本资产结构和公司股利政策之间的关系，对公司财务研究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现代资产选择理论的发展人，马科维茨(1990)提出了有关预期收益和风险之间相互关系的资产选择理论，成为资本市场理论的核心，其为现代证券投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夏普(1990)的主要成就是在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基础上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GAPM)。迈伦•斯克尔斯(1997)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创立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OPT)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默顿(1997)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他们创立和发展的布莱克-斯克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在内的新兴衍生金融市场的各种以市价价格变动定价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合理定价奠定了基础。

9.宏观经济政策

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1970)、劳伦斯•克莱因(1980)、詹姆斯•托宾(1981)、罗伯特•索洛(1987)主张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及货币政策，对经济萧条和经济膨胀进行有效性治理。萨缪尔森(1970)和索洛(1987)将菲利普斯曲线演变成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此后，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发展为附加预期菲利普斯曲线，将预期通货膨胀考虑入内。约翰•理查德•希克斯(1972)发展了IS-LM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凯恩斯理论，用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来呈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罗伯特•亚历山大•蒙代尔(1999)进一步发展为开放条件下的IS-LM模型，把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引入了传统的IS-LM模型，阐明了稳定政策的效应将随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而变化。他论证了汇率体制的重要意义: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更有威力，在固定汇率下则相反。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1980)也依据凯恩斯理论建立了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詹姆斯•托宾(1981)认为托宾q值和利率同样决定货币对于投资领域、生产领域和就业领域影响的大小。詹姆斯•爱德华•米德(1977)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各国政策相结合，实现各国经济的双平衡。

相反，弗里德曼(1976)、哈耶克(1974)、卢卡斯(1995)、基德兰德(2004)和普雷斯科特(2004)以及萨金特(2011)等人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的市场经济。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认为货币的发行量对短期经济以及物价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政府的财政政策很难实现其原始的目标。弗里德曼认为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冯•哈耶克(1974)在自由经济上的主张同于弗里德曼。哈耶克认为对消费品的过度需求导致投资减少，也最终导致失业，而滞涨现象是实行国家干预和充分就业政策的必然后果。卢卡斯(1995)发展了理性预期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从而加深了大众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基德兰德(2004)和普雷斯科特(2004)研究经济政策的时间连续性，认为政策的不连续性往往使得政策制定者最初的政策无效甚至是得到相反的结果。托马斯•萨金特(2011)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2011)建立基于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动态模型，通过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更为精确地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卢卡斯、萨金特等人的研究都考虑进了预期，而他们的政策模型也因此而变得更具指导意义。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并没有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这种状况被凯恩斯在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所打破。而罗斯福新政取得的成功使人们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自凯恩斯之后至今，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显著发展。

1.经济理论的纵深发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的贡献大多表现在对前人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方面。以货币理论为例，弗里德曼(1976)的贡献表现在对凯恩斯理论的补充和发展，实现了货币理论及货币政策方面的创新。首先，弗里德曼在凯恩斯流动偏好函数基础上作了一些发展补充，建立自己的货币需求函数，解释了货币发行量对经济的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成为新的主流观点，货币政策所具有的重要性也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倡导执行稳定化政策的人们也都将货币政策作为其政策工具。其次，货币主义者强调政策的长期效果也是对凯恩斯主义分析的重要补充。

以通货膨胀理论为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W.菲利浦斯根据90多年(1861~1957)的资料分析，提出了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即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即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鉴于“菲利浦斯曲线”对“滞胀”现象的无能为力，埃德蒙•费尔普斯(2006)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包括“滞胀”在内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对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内在关系，菲尔普斯的研究比菲利浦斯更加深入。费尔普斯把预期通货膨胀引入政策分析中，认为将来的政策稳定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政策决定:今天的低通胀率也会导致未来的低通胀预期。这一研究成果增进了人们对经济政策长期和短期影响关系的理解。

2.研究方法的日益完善

概括来说，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已远远不止于概念范畴的补充和深化，也不仅仅是经济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越来越明显地向定量、数量化发展。宏观经济学家们借用数学工具，极大地扩展了对经济现实的认识和判断能力，由此大幅度地提高了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可操作性，使得经济政策的制定有了更可靠的数据基础。具体来说，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贡献来看，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作为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1970)最主要的成就即是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经济理论操作的重要性》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为萨缪尔森赢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58年，他与罗伯特•索洛(1987)和罗伯特•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

(2)经济计量学的创立及发展

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计量学，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解决实际经济问题。拉格纳•弗瑞希(1969)和简•丁伯根(1969)对经济计量学的创立和发展共同做出了的贡献，之后佳林•库普曼斯(1975)将数理统计学应用于经济计量学，从而使经济计量学有了新的发展。特里夫•哈维莫(1989)创立经济计量学的概念分析法对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影响，对经济预测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劳伦斯•克莱因(1980)通过他所发表的论著和对各国研究团体的大量指导，促进了有关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和使用这些模型对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分析的可行性的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化的最早开拓者希克斯(1972)以及蒙代尔(1999)对IS-LM一般均衡模型的建立和修正，使得经济政策的分析更加清晰。

(3)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大规模应用

国民经济统计在20世纪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还为经济计量学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库兹涅茨(1971)创立国民收入核算账户体系，之后斯通(1984)开创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和具体应用方法，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库兹涅茨和斯通建立国民账户体系，使得经济分析及预测有了数据基础。

(4)静态分析向动态分析的发展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2004)的动态经济学研究方法把时间连续性考虑在内，使得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连续性并由此获得更高的可行性。基-普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建模方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演进。经济系统内的许多变量，如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储蓄和投资等的任何分析都涉及时空问题。显然，仅从静态角度研究这些变量是不够的。动态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对变量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动态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式。

3.不同理论和政策观点的兼容

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可以领略凯恩斯主义学派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之间的权衡与较量。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凯恩斯之后，真正继承凯恩斯思想的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凯恩斯主义”，并把它运用于美国的实践。一种理论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效果。战后美国经济总体上所取得的成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主要因素之一。尽管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滞胀”的发生，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以及新古典综合派有过这样那样的评说与争议，但新古典综合派对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和政策运用的确功不可没。获诺奖的经济学家中，萨缪尔森(1970)、克莱因(1980)、托宾(1981)、莫迪利安尼(1985)、索洛(1987)都是新古典综合派的重要成员。20世纪80年代后渐成主流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也已在2001年获奖。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在经济衰退时提出各种政策以刺激需求，进而达到减缓失业与恢复经济繁荣的目的。但在1974年至1975年以及1980年至1982年期间，欧美各国陷入二次大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因石油危机、高通货膨胀及高失业率产生的问题，使得凯恩斯理论受到挑战。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相对抗，主张自由放任的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1976)和理性预期学派卢卡斯(1995)、普雷斯科特(2004)、萨金特(2011)等分别获奖。但总体上看，凯恩斯学派的获奖者大都是由于经济学方法方面的贡献，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获奖大都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贡献。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实用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项为世人所关注，更在于人们希望经济学理论能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供有效的药方。因此，每当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后，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获奖理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一方面，从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宏观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明显存在的。回顾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欧美各国不同程度的应用凯恩斯理论通过政府干预经济获得了经济上的复苏。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滞涨。这时，早已出现的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崭露头角，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影响经济滞涨的动因，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以卢卡斯(1995)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理性预期假说”结合到货币主义模型中，形成“新货币主义”，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或者“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实行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是无效的，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一样都试图解释滞涨的原因，将理性预期引入政策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以及使经济政策更为精准。而当今社会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越来越多的引入理性预期。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政策建议的有限性。比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与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和金融工具有关。面对危机，他们要么毫无对策，要么提出的政策反而将经济弄得更糟。这就难怪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罗•鲁比亚(1984)要如此调侃:“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能算是科学奖”，“经济学家把这个世界搞乱了，经济学家在拯救世界经济中没起什么作用。” 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2011)也曾说:对于经济运行来说，需要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并且在制定这些规则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如果制定了错误的规则，经济运转就会失效。我们对宏观经济学、银行、金融等领域涉猎已久，但我们必须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宏观经济学模型。经济学家同意过去20年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是错误的，它们将全球经济金融带入了深渊，因此需要新的经济学思维。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意义。未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如果要更多考虑对政策实践的指导作用的话，就要求经济学的很多假设更加贴近现实，唯其如此，抽象的模型才能更好地与复杂的现实之间形成良好的映射。

未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覆盖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分析，笔者认为，未来的宏观经济学一方面需要继续向纵深发展，另一方面将呈现不同理论以及不同政策观点的融合趋势。

1.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以国民收入核算为例，斯通(1984)SNA体系的建立及其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对西方20世纪50~60年代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经济增长在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加剧、自然资源大量损耗、城市交通拥挤、贫富差别扩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往。但现有经济核算体系无法有效地反映它们。这样，许多学者开始研究社会核算和环境核算，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美国的经济社会一体化核算研究、挪威的环境核算研究、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的社会核算研究等。当前，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对经济、社会和环境进行宏观的整体核算，只有这种整体核算才更有利于对现实世界进行更全面、系统、客观地描述，以便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及环境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充实的依据。

以经济周期和波动理论为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新问题对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提出了新挑战。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30年来的宏观经济学存在巨大缺陷，同时以有效市场假说为代表的金融经济学也是有重大问题的。如何解决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如何制约“国家道德风险”、价格稳定目标是否应当包括资产价格的稳定、央行如何有效监控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市场自由和政府干预的边界如何界定、收入和财富分配问题是否应该纳入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视野等几个方面的挑战将推动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未来宏观经济学的融合趋势

(1)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在争论中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有利之处，二者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两大流派的一致观点是:立足于微观个人行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认为个人行为是理性的，理性预期是理解宏观经济活动的关键，在构建宏观经济理论时广泛地采用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并将宏观经济理论纳入均衡分析框架之中。

(2)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政策的融合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实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一方面是指对人们的经验认识进行理论解释，进而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另一方面是指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从克莱因(1980)、托宾(1981)、卢卡斯(1995)、蒙代尔(1999)、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2004)的贡献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试图运用各种方法提高经济政策的精确性，或是试图在不同的条件下研究各种政策可能及这种政策的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主张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政策建议。这是因为主张绝对的自由主义和绝对的干预主义都是片面的，二者的互补才更适合经济的稳定发展。

(3)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的融合

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经济分析的融合主要指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宏观经济总量实际是微观个体数量之和，而微观数量又是经济个体行为的后果，宏观经济理论正确与否关键就在于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微观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宏观经济学必须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经济学家们通过运用微观经济学工具来研究诸如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领域内的问题，将宏观经济学进行微观化研究，是对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强调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其观点相对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也强调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