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以后，经济增长引擎在哪里

“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能跨越陷阱的国家实属少数。“新常态”下，学者或分析跨越陷阱的“幸运儿”有何禀赋，或分析掉进“坑”里的弟兄们有何共性，其目的都是以别国经验铺路造桥，避免我国经济发展陷入泥沼。

那么“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什么?经济增长停滞只是表象，其成因值得深究：只有知道是什么，才能探索怎么做。本次讲座中，王勇博士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视角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形成，他提出，若要跨越“陷阱”，政府应当放开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所谓政府“有为”，也包括“无为”，缩回不该伸的手，自我瘦身。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思考，“有为”和“无为”的界限在何处?政府对此界限的判断能力又如何才能快速增长?

王勇 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 芝加哥大学博士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国家，至2008年成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仅有13个，而87.1%的国家仍深陷中等收入的泥沼。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中国2014年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能否跨越或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当前热点问题。

王勇先生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视角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提出未来可能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并用模型和数据表达和验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结构转型不仅是指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也指在制造业内部从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

王勇先生将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原材料或中间材料的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将制造业分为低附加值制造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能源、租赁，电信等，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投入品。这四个部门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生产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消费性服务业都需要使用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

首先，利用跨国数据回顾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的路径，分析发现经济体的发展具有四个典型特征。

一是，相对于低端制造业，消费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更大。

二是，对于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其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例高于仍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三是，处于低收入陷阱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反而高于成功摆脱低收入陷阱的国家。

四是，生产性服务业占所有服务业比例与人均GDP存在正相关关系。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 王勇先生认为，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时，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明显。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下游提供生产的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对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并没有那么强，即不需要发达的金融业、租赁业等作为支撑。即使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较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大。而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性就会日益凸显。这是因为，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的支出结构会发生改变，对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偏好决定的对高端制造业消费品的追求，促进了生产结构的转变。结果是，随着高端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上游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将越来越大。

因此， 王勇先生指出，对于一个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如果上游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壁垒较高，或其他原因造成上游生产性服务业不够发达，就会成为遏制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瓶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可以得到佐证。一是当前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中国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多被垄断性国企所控制(如能源、电力、电信等)，进入壁垒较高，而下游产业则更为市场化。行政垄断成为阻碍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以上理论判断， 王勇先生构建了两产业(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模型(不考虑资本积累因素)，描述在封闭经济体下，中等收入国家处于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入壁垒将如何影响该经济体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以及从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后又将封闭经济模型扩展到带有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模型之中(对封闭经济体与开放经济体做区分是因为生产性服务业多是不可贸易的，而制造业是可贸易的)。

研究发现，其一，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高进入壁垒并不会阻碍低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可能会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实现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瓶颈;其二，市场可能会出现“过早”或“过慢”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印证了上文处于低收入陷阱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反而高于成功摆脱低收入陷阱的国家)。因此，有效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需要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协调;其三，在封闭性模型里，贸易不可能促进结构转型，但是在自由开放的生产性服务部门，根据内生贸易模型，国际贸易有可能帮助一个经济体通过结构转型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也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中等收入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最后， 王勇先生总结研究的主要思路，即通过简单的模型来揭示这样一个机制：如果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转型越来越依赖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如果上游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壁垒过高的话，就会阻碍中等收入国家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脚步。

王勇先生认为，由于民间或市场的自发力量已经无法绕行回避制度约束，所以政府就必须改革放松这些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政府“有为”，也包括政府下定决心把不该管的手缩回来，简政放权， 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自我“瘦身”。

讨论环节

1、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是如何划分的?

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划分根据哈佛大学的研究划定标准，利用投入产出表算出的指数作为判断，当指数>3.3的为生产性服务业。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医疗、新闻出版等其他社会管理型服务业，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的功能，较为复杂，不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内。

2、为什么低收入国家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低反高?如何用模型的机制解释?

低收入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占比较高，说明上游生产性服务业进入壁垒较低，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贫富差距较大造成的。甚至可能出现在以“进口替代”为发展战略的低收收入国家中，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提高了高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3、模型中上游生产性服务业进入成本或壁垒较高的原因是什么?

模型中进入成本F是外生给定的。没有去区分是什么导致进入成本比较高，可能是政府行政的垄断或技术原因。

4、模型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靠内需来做支撑，但韩国一个研究认为，如果人口达不到1亿，内需是无法拉动的，然而，现实是进入发达国家行业的国家基本上都不是人口大国，如亚洲四小龙，这如何用本研究来解释?

在自由开放的贸易模型中，其实既有内需也有外需。模型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比的高或低是内生的，一方面取决于供给侧，进入壁垒;另一方面取决于需求，下游消费者对于高端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这两个需求诱导出对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当然还取决于内生出的外部需求。进入壁垒在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作用越来越大，在进入壁垒一定后，人口的大小确实在起作用。

5、在模型中为什么会出现多重均衡?即市场会出现过快或过慢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存在一个强化机制。厂商进入上游生产性服务业取决于预期，如果投资者相信上游生产性服务业有利可图，便会进入，在竞争性提高的情况下，效率得到提高，最终使得上游生产性服务业的价格下降，价格的下降有利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促进高端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对消费性服务和高端制造业的需求以更高比例增加。进一步导致对上游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机制。正是这种自我的强化机制导致了多重均衡。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投资者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无利可图，厂商进入少，导致价格高，那么对于使用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高端制造业和消费性服务业来说，价格高导致生产数量降低，进而使得人们的收入水平也不会提高太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市场的不完善性有关。

6、本研究是基于静态模型的分析，如果模型往动态发展的话，能否在多重均衡中得出稳态的均衡?

这还不是本研究考虑的重点，在市场经济下，高均衡永远优于低均衡，但是即便是高均衡也不是社会最优。因为存在外部性的问题，这里外部性来源于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对于任何一个产业的单个厂商来讲，它在做投资决策时，是不会考虑产业对其他产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实际存在。

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作用是不同的。而不是其他因素。

责任编辑：崔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