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凯
初春3月来到北京,与全国各地媒体同仁时隔1年再度相会。
可是,我发现好几位一起奋战过的女记者却不见踪影。联系询问后得知,无一例外她们都从原新闻工作单位离职,跳槽去了新兴的互联网类企业,或从事公关品牌管理,或从事中层管理工作。
去年全国两会时,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把“互联网+”提上了国家战略层面。1年来,相关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大量“互联网+”企业应运而生,对人才的需求极大增加。除了几位漂亮女记者的离去,前日在腾讯马化腾的见面会上,竟发现去年还在某电视媒体出镜的“帅哥”记者,现在已成为腾讯公司的业务骨干。记者的离职潮并不分男女。
记者尤其是财经类媒体记者,有着其他行业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在专业知识、朋友圈人脉等方面,多数拥有极其丰富的资源。且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如果“有心”的话,跳槽的概率的确可以大幅增加。
此外,长相姣好的女记者,除了上述优势外,这一爹娘赋予的先天优越条件,又可以进一步增加其择业便利。我以前好几位女同事,后来都跳槽去了基金公司或私募金融机构,业务精通和人脉全面当然是其优势之一,聪慧再加上美貌,老板自然不会吝啬向其伸出橄榄枝。据说,收入待遇超过记者职业数倍。
也有从金融机构“重返媒体”的例子。我早年认识的一位期货新闻记者,他的妻子在四川某家省级媒体单位(驻沪)从事基金新闻报道,由于圈子缘故,结识了不少行业精英,后来听这哥们说他妻子跳槽去了华东某中型公募基金公司。但阴差阳错的是,仅仅两年后该“女基金销售”很不习惯新的工作环境,仍希望从事新闻媒体职业,竟再度入职另一家上海的新闻单位。
导致记者频繁离职的原因,可能与工作劳动强度过大、时间极不规律等有关。毕竟女性除了是一位职业人和社会人之外,也更多负担有生育儿女、照顾老人等家庭职责。儿女出生要养育,儿女长大要教育,林林总总的麻烦都推给了女性记者,那她就很难有更多精力去应付瞬息万变的突发新闻了。
我自己所在单位就有资深女记者因为上述原因,或主动推去需要不时值晚班的中层领导职位,或选择了内部转岗至相对规律和轻松的工作内容。
记者的工作究竟有多么艰辛?这可能只有内部人才能体会。就像近几日网络上被大量转载的“女记者跪着采访XXX遭质疑”的文章一样,作者本身可能也是媒体人,公开这些文字和图片的目的,或许与提升自己微信公众号的人气而故意炒作有关。
但我想他心里一定也清楚,为了不丢掉转瞬即逝的好新闻或好图片,跪着趴着甚至蜷缩着,都是新闻记者的工作常态而已,完全不存在所谓“尊严”的问题。对于这一炒作,我本人表示“嗤之以鼻”,呵呵。
每年的北京两会结束后,也总是会有相关的图片被抓取,进而公开传播。试想,在一场极其重要的、入场资格极其困难获取的新闻发布会上,你一边需要捕捉受访对象的一言一行,又同时要第一时间将其精华内容转变为好的文字,通过公共媒体平台发布出去。那跪在笔记本电脑旁敲字,又有什么可调侃之处呢?
不过,或许是由于人们总喜欢将女性与“柔弱”联系在一起,某些在艰苦环境中写作稿件的女记者,不仅成为了同行们捕捉的重点,更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举一个例子,房间中央摆着会议桌以及若干椅子,那么即使有与会嘉宾领导缺席导致座椅空置,作为职业新闻人的女记者,如何又能否堂而皇之入座呢?这里针对的或许不是记者,而是所谓官本位思想吧?
女记者的频繁离职跳槽,性别或外貌优势绝对只是很次要的一部分。我这么说是有调查或推测依据的。梳理脑海中曾经接触过的女性同行我发现,转行频繁的媒体人,绝大多数集中在财经领域,其新东家无一例外都是其此前的采访对象或关联企业。
这些新兴且充满发展潜力的行业,成为了女性媒体人转职目标的高发地带;而与此同时,相对封闭、简单的行业媒体或地方党报等,或许由于工作本身强度并不大,同时记者个人从工作中得到的锻炼以及培养出来的专业素质,无疑相对偏弱,这也在较大程度制约了择业的余裕度。
我研究生时期一位女同学,最早与我一同来了上海择业。但短短几年后,她便选择离职去了华东某三线城市的电视台。她对我说,小地方电视台,与地方领导关系普遍都不错,办个事也挺方便。
与上海等地更少“讲人情”相比,她所在城市以及国内数百成千的小规模县市,对圈内人的信任度无疑更强,对陌生人的排斥或也尤盛。不过即使是这样,她竟也找不到合适的转行目标,近10年来一直在该电视台过着相对闲适但也不富裕的生活。
女记者当中,能说会道的也不在少数。能说,就擅长社交;能写,就擅长“忽悠”。因此我的女性记者朋友中,也有不少离开公职后,依靠其多年经营的自媒体以及附属其上的新注册创业企业,开始了与吾等完全不同的生涯。
责任编辑:崔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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