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供给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

摘要：4月19日，主编吴敬琏教授在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做了一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讲，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含做了更清晰的界定，并强调把改革措施落实到位才是根本。本文由吴老师根据演讲记录在深圳出差途中修改而成，并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2016年第5期。

为何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

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决策层有两个判断：从内容方面说叫“三期叠加”;从现象方面说叫“四降一升”。“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重叠在一起。“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管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学界、政界、企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侧面去分析，第一个是从需求侧分析，GDP总量应该与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

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侧分析，供给侧也是三个因素，新增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假定所有资源都利用得很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

至少从2009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需求侧分析，也就是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采用这种分析方法的人认为，中国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没有力量。他们提出的应对方针就是所谓扩需求、保增长，保8%、保7%、保6.5%，等等。

前些年用了多种方法来扩需求，比如，扩大出口需求，不过，这很不容易做到。后来说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让农民进城可以提高需求。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经济学上讲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指消费欲望。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太低，而增加收入不是用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制定《劳动合同法》，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市工资每年增长多少。但是，因为效率没有提高，许多企业感到承受不了。有一件事政府做起来比较顺手，这就是增加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政府还可以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动员资源、发钞票来增加投资。

由此形成的应对方法，从理论上说，很明显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出来的。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长期问题，显然是一种误用。更加现实的是，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还会发生效应的递减和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投资回报递减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图一所示。

另外一方面的弊病是杠杆率被不断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图二是麦肯锡公司去年发表的中国杠杆率报告。

图中数据显示，到2014年底，全社会的杆杠率达到了283%的高位，发生金融风险的概率上升。不过，有的金融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总的杠杆率充其量只有300%，较之日本的400%并不算太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日本采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大量加杠杆的办法，降低民间杠杆率，负债集中在中央政府。如果国家实力较强，国民对政府保持一定信心，负债大了也不会发生系统性风险。而中国的政府负债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比中央政府要差。现在，中国中央政府还有加杠杆的余地，所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才说，现在的办法是在中央政府加杠杆，把其他方面的杠杆降下来，使得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使问题复杂化的是，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率最高的是非金融企业，2014年其杠杆率高达125%，超过欧盟的上限(90%)35个百分点。这使企业资金链断裂、破产、“跑路”等情况频频发生，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会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怀疑用需求刺激保增长的正确性和有效性。特别是许多经济学家一直主张，从供给方面的因素分析去寻求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原因和应对办法，提出中国经济形势不应该从需求方面分析，不应该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框架，而要从供给侧分析。

据我所知，过去中国经济学家都是说供给方，供给侧第一次出现应该是在已故经济学家青木昌彦2015年3月的一篇论文里，日文有汉字“供给侧”。

供给侧的分析框架是什么?供给侧的因素就是生产函数右边的三个变量：劳动力、资本形成和生产效率。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多次指出，中国的增长模式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主要依靠资本形成来实现增长，效率提高的占比很低。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本世纪初，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达47%，而美国和德国只有19%，日本是21%，韩国和印度比较高，也分别只有29%和30%。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几乎全部的增长都是靠资源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改革开放以后，效率的贡献有明显提高。改革最重要的效果是改变了过去城乡隔绝、资源不能流动的状态，城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使过去在农村被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效果是可以在自主创新并不是很兴旺的情况下，通过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很快把中国的技术水平提高。

因此，现在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提高效率，从过去主要靠资源投入、靠投资驱动的增长转到创新和效率支持的增长，对此观点近几年的赞成比例越来越高。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为什么要“着力推进结构性改革”

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口红利消失，青木昌彦所说的“库兹涅茨过程”也到了后期，通过结构变化提高效率的空间不大了;另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由技术的追赶者成为同步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为领跑者。在这种情况下，靠购买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进一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可能性也变小了。好几个学术研究机构的报告都表明，从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起，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过去中国很少用“结构性改革”这样的表达方式，我们一般说体制改革。但是，在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常用的词，中国文献中的体制改革在翻译成英文时，也往往被译为StructuralReform，即结构性改革。在西方报刊和学术性文献中说的结构性改革，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某些制度架构和政府监管架构的改革。

“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结构性改革(StructuralReform)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常用的概念。它的原意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部分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改革，特别是对政府职能进行改革。不可与主要用行政方式进行的“结构调整”混为一谈。

现在，有一种把结构性改革解释为由政府调整结构的倾向。我认为，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容易走到岔道上去，因为这是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机关最顺手、乐此不疲的。

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措施

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呢?大概有两个方面。

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停止对没有回报或回报过低的项目的投资;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辅之以短期政策的运用。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应当发挥辅助作用，以便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去杠杆”还应当是总的方向;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应当指向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方向，例如普惠式降低税负。

这两个办法看来能维持一段时间不爆发系统性风险，使我们能够赢得时间来推进改革，用一个好的体制来提高供给侧的效率，促进改革与发展良性互动，使经济发展逐步转入良性循环。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要提高效率，主要是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实践中，当然是政府更有力量，结果就容易变成政府调结构。其实，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是不一样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说得很清楚，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一制度基础。

至于怎样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要点在于，政府要管政府的事，即提供公共品，而不是直接去操纵市场和直接插手私用品的生产和经营。

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再配置。这个功能主要应该由市场承担。当然，政府行政手段好像见效快，根本问题是政府怎么知道什么样的结构好?现在去产能的产业都是因为当年产能盲目扩大，但是怎么扩大起来的?政府不可能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当然要用一些行政手段，但是，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政府看得准的经济事务并不多。

现在已经出了一些问题，比如上一轮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许多直接干预、进行补偿之类的事情，由于弱化了竞争，效果并不好，比如，电动车行业的“骗补”问题。有人说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我看来，由于它在当前我国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问题上相当具有典型性，恐怕不能说概率太小。所以，政府即使需要介入微观经济，也要非常注意方法，不能削弱竞争。

总之，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着力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我们就能够真正提高供给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