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研发的“抗癌药”缘何“远嫁”美国

自主研发的“抗癌药”缘何“远嫁”美国

复旦IDO抑制剂专利技术“有偿许可”给美公司调查

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这么发达,可为什么很多人发现癌症时,就已经是中晚期了呢?

原来,是因为肿瘤细胞会过度表达一种叫做IDO的酶。这个全名为吲哚胺2,3双加氧酶的家伙,是一种免疫耐受体。在抗原的刺激下,因为IDO过度表达,免疫细胞不能被激活,没有反应。肿瘤细胞通过过度表达IDO,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令宿主的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视而不见,所以癌症在早期才会难以被发现。目前在前列腺癌、胰腺癌、乳腺癌、胃癌等多种肿瘤细胞内,都发现了IDO的过度表达。

这是在2000年前后的发现。此前,人们对IDO的关注,多聚集在它与阿尔茨海默症以及神经紊乱之间的关系上。因为IDO的过度表达,会引起“神经毒素”喹啉酸的过度生成,最终导致神经元受损,引起阿尔茨海默症等神经系统疾病。

可见,如果能抑制住IDO的过度表达,将有利于治疗癌症和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因此,IDO抑制剂是一种潜在的新靶标药物分子。目前世界上还没有IDO抑制剂药物问世,关于IDO抑制剂的研发也非常缓慢。相关研究非常少,全球只有23个项目,其中有一个来自中国,是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杨青教授带领团队开展的。

杨青团队最早在国内建立了IDO抑制剂的筛选方法和体系。在研究经费不多,项目不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坚持在IDO抑制剂研究方面这一“冷门”项目的研究,潜心钻研了十年。2014年下半年,当国际药界对IDO抑制剂展开疯狂角逐时,杨青团队的研究受到了关注。尽管杨青团队研发的IDO抑制剂仍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却极具潜力,在某些方面,可以和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美国Incyte公司研发的IDO抑制剂相媲美。

为了全力推动IDO抑制剂的开发和上市,今年3月,复旦大学将杨青团队所研发的IDO抑制剂的专利技术有偿许可给美国HUYA(沪亚)公司。双方协议,HUYA将向复旦支付一定额度的首付款,以获得该专利化合物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若该IDO抑制剂在国外临床试验结果取得优质效果,在欧盟、美国、日本成功上市,年销售额达到不同的目标后,HUYA将向复旦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元。

消息一出,很快引来争议:我们国家好不容易自主研发出来的“抗癌药”,为什么要卖给美国?难道说,以后我们反而要到国外去进口这个药了吗?现在就卖出了6500万美元的价格,等我们买这个药时,得花什么样的“天价”啊?

为什么接盘的不是中国企业?

IDO抑制剂目前也还不是药,它距离成为新药报批上市,还需很长时间以及巨额科研经费,高校尚无能力承担,而跟国外企业合作,并不妨碍继续跟国内其他企业合作

如上文所述,目前世界上还没有IDO抑制剂药物问世,杨青团队所研发的IDO抑制剂目前也还不是药,只是一种具有成为药物潜力的化合物。它距离成为新药报批上市,还需很长时间以及巨额科研经费。按照国际惯例,通常还需10～15年的时间,以及10～12亿美元(相当于65～78亿人民币)的投入,并且风险极高,成功的概率仅有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

根据教育部科学技术司今年5月10日发布的《2015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显示,即使是年度科研经费排名全国第一的清华大学,这个“第一”也不过43.51亿人民币。为校内的一个科研项目就投入六七十亿人民币进行成果转化,即使不考虑其风险,对于国内任意一所高校来说,也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寻求企业合作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为什么不卖给中国的企业呢?

首先,并没有“卖”。实际上,复旦与HUYA的交易形式是专利技术的“有偿许可”,而不是专利权的转让,意味着并不涉及所有权的转移。“以房屋买卖和租赁进行类比,转让相当于卖房,许可相当于租房。”复旦大学科技处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张慧君向《新华每日电讯》解释道,“有偿许可就相当于房屋租给租户,但是房屋的产权还是房主的,租户只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对房屋具有使用权。”

其次,HUYA通过这次交易获得的,只是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张慧君说:“这相当于复旦有一套大房子,把其中几个房间租给了HUYA。租出去的是什么房间呢?是不含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在内的地盘。至于代表中国大陆等的这几间,还在复旦手中,等待有识之士。”

为什么境外的开发和销售权,就不能“租”给中国的企业呢?

“如果在海外开发,要拿到新药证书,之后还要销售,这都需要庞大的成本,目前只有少数几个跨国公司能够做到,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公司现阶段都还做不到。”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史晋海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所以寻找外国企业合作进行海外的开发和销售,这是必须要做的。”

“药物临床开发费时耗资,国外的临床申报难度更高。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评价规则,在临床的安全性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而临床申报和市场推广不是科研院所的强项,我觉得复旦选择许可的形式,与外国企业合作促进成果的转化,是比较现实的一种选择。”北京国知专利预警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声菊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早在10年前,国内就已有人和HUYA用类似方式合作过。2006年,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当时正在研发中的西达本胺的国际申请使用权,以2800万美元授予了HUYA,并因此度过了公司历史上资金面临的最严重危机。此后微芯生物历尽艰辛,终于在去年使自主研发的西达本胺获批上市——这是中国首个用于治疗淋巴癌的原创化学药。

会不会再花天价从外国进口?

“只要该药物通过了国内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未来我们并不需要依赖到国外进口这个药”

在医药领域,将在研药物向外国企业进行有偿许可或转让,并不新鲜。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就有至少4例:

去年9月,江苏恒瑞医药将用于肿瘤免疫治疗的PD-1单克隆抗体项目,有偿许可给美国Incyte公司,将至多为恒瑞带来7.95亿美元的收益;10月,苏州信达生物制药与美国礼来制药集团达成三个肿瘤免疫治疗抗体药物的全球开发合作协议,总金额超过10亿美元;12月,美国默沙东公司用2亿美元获得广东中山康方生物一项抗体新药项目的转让。今年1月,江苏正大天晴的乙肝新药,以2.53亿美元将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开发权许可给美国强生公司……

这些交易都来自比综合性大学更专注于研发且资本更加雄厚的医药企业,交易金额也都远超复旦大学IDO抑制剂的6500万美元。

那么未来当IDO抑制剂药物正式上市以后,是否会出现“出口转内销”的情况,国人反而要花大价钱去买同类进口药呢?

“不会,只要该药物通过了国内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未来我们并不需要依赖到国外进口这个药。”复旦大学科技处成果与知识产权办公室主任张慧君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强调,复旦大学IDO抑制剂的国内研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还在学校手中,目前并没有“租”或“卖”给任何一家企业。

“即使日后HUYA要把它后续研发出来的类似产品拿到国内来销售,也会受到我们国内已经授权专利的一定约束。”张慧君说,“我们保留了国内的权益,就是在等国内的企业来接洽合作,共促IDO抑制剂在国内的临床开发,以及国内的市场销售。”

在邓声菊看来,“杨青团队研发IDO抑制剂涉及化合物的结构并不是非常复杂,我国医药企业及研究机构应该有能力生产相应的产品。大家对‘我们未来要买高价进口的IDO抑制剂’这种担心,是没有基础的。”

邓声菊从2002年起,就在国家专利审查协作北京中心从事医药化工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实质审查工作,她根据复旦提交的相关专利分析认为,国内企业承接起这个项目,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

张慧君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表示,复旦方面非常希望有国内的企业合作开发IDO抑制剂,“支持民族产业是一方面,国内做出来以后,也可以把国外的同类药价格压低。”

比如上面提到的西达本胺,作为治疗复发及难治性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药物,同类药全球仅三家企业生产,其中两家在美国,用这两种美国进口药,患者每月治疗费用分别为28万和14万人民币。深圳微芯的西达本胺去年3月正式上市后,极大地降低了国内患者的治疗费用,每月治疗费降低到2万多人民币,疗效和存活性也比进口药高。

然而,高校与国内企业合作的道路就平坦吗?高校老师们将其职务科研成果,进行产品转化时,会遇到哪些困难呢?请继续关注《新华每日电讯》后续报道《产学研结合还需跨过哪些坎?》。记者尹平平　实习生王冰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