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女间谍关露的故事

关露(1907.07.14—1982.12.05)，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原籍河北宣化，一说河北延庆(延庆如今已划给了北京)，与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民国四大才女”。与这三位纯女文青相比，关露身份复杂，更多以红色间谍、汉奸的面目示人。

1982年，关露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关露的老上级、深陷牢狱之灾的潘汉年曾伤感地说：“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

关露出身官宦家庭，但上帝没有给她足够的时间来享受官二代的快乐童年时光。关露八岁时，她的父亲胡元陔离世，十五岁时，母亲徐绣凤离世。她与小她两岁的妹妹胡寿华，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为了纪念母亲，妹妹胡寿华日后改名胡绣枫以示难忘。

关露的二姨收留了姐妹俩。二姨很想让关露嫁一个好人家，也算对胡家有一个交代，于是在熟人的介绍下，一位银行经理被介绍给了关露。关露的母亲和关露的二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二姨认为要过得好，就一定要嫁得好，而母亲生前却教育姐妹俩儿上学读书，才是出路。关露深受其母影响，不愿意去相亲，嫁人，了结一生。

时代不同了，换到如今，关露的二姨准是个有战略眼光的不简单女人。

1927年，关露带着妹妹离家出走到上海。在上海，她遇到了刘道衡。刘曾是国民DANG，后又退DANG，对社会黑暗深恶痛绝，1933年，加入D。刘非常同情关露的遭遇，因为他年轻时，也曾抗拒家庭，逃过婚。他毫无条件地负担了关露姐妹的日常生活开支。

在刘的资助下，关露姐妹读完了法学院，关露此后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妹妹胡绣枫就读于法政大学。胡绣枫在法政大学与进步教师李剑华相恋，二人结婚时，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没有请证婚人。他们思想一致，合得来就一起过，合不来就分开，他们认为，这比起办一张形式上的结婚证，要好得多。

关露那时刚二十一岁，正处于少女思春的年纪，对妹妹的爱情羡慕不已。这时一位叫刘汉卿的师哥来拯救师妹了。刘汉卿相貌英俊，有一手泡少女的好本领。刘深知俘获一个少女的心，除了要大献殷勤，还要大谈理想。刘还带着关露到美学大师宗白华家里拜访，显示自己系出名门。刘说，要向宗先生学习，到海外求学，学成后，再报效祖国。在刘的一系列强烈攻势下，关露打开了芳心，恋爱了。

刘汉卿对关露说：“出国后，等着我把你也接出去，一起完成学业!”

此后，刘汉卿去了比利时求学。小别胜新婚，何况是大别，关露对他的思恋日深，写了厚厚的爱情诗寄给刘，还刻苦学习英文德文，为出国做准备。那边日出，这边雨，刘汉卿到了国外，早已不知关露为何人，大肆追逐别的姑娘，他既多情又滥情，陷入一场三角恋里不能自拔，最后，自杀于国外。从始至终，刘从未给关露写过一封信。更加令关露备受摧残的是，她听说，刘汉卿出国期间，已经订了婚，留学的费用，还是女方出的。

不要指着月亮起誓，它是变化无常的，每个月亮都盈亏圆缺;你要是指着它起誓，也许你的爱情也像它一样的无常。

国外的那个人身体死了，国内的这个人心死了，关露的初恋以残酷收场。

关露二十四岁从中央大学毕业。

1932年，关露在上海西爱咸斯路慎成里(今永嘉路291弄)的妹妹胡绣枫家里，与沈志远相识。同年，关露入DANG，加入左联。沈1925年入DANG，曾受DANG组织派遣赴莫斯科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生，精通俄文、英文、德文，才华满腹。1931年，沈志远回国，他一着不慎，没把还在莫斯科的妻子李汉辅一同带回国。结果，李汉辅与李立三同居，把他甩了。与轻浮的刘汉卿相比，沈沉稳有加，不苟言笑。关露对他详细考察后，认为此子可亲。特别是，关露听说了沈的感情遭遇后，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很快，二人就恋爱、同居、结婚了。

相爱容易相处难，沈志远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搞革命，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女人在外出头露面搞革命，他只希望关露相夫教子，做个守家的女人。对关露来说，她本来是朝着拯救国家的革命伴侣的目标努力的。关露对此不从。沈就让关怀了孕，沈以为这样关总会回归家庭吧。结果关露打掉了孩子。他第二次使得关露怀了孕，关又打掉了孩子。沈觉得这个女人疯了，不可理喻，二人彻底破裂，各奔东西。

1982年年底，关露去世时，身边无亲无故，孤苦伶仃，怀里抱着一个塑料娃娃，这也许是一个凄凉的忏悔吧。

挣脱家庭束缚后的关露异常活跃，她担任过ZG的地下交通员，参与发起了中华妇女解放促进会，还参加了中国诗歌会、中国文艺家协会等组织，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杂文以及译作。这时期，她还结识了丁玲。

1936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她的诗集《太平洋的歌声》——一部热情洋溢救亡图存的爱国诗歌集。

1937年，由著名电影演员白杨和赵丹主演的影片《十字街头》上映，轰动一时。

这部影片里有一首赵丹唱的插曲《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穿过了大街走小巷，为了吃为了穿，朝夕都要忙……”

《春天里》一经传唱，立刻风靡上海，直到今天仍脍炙人口。《春天里》的曲作者是贺绿汀，词作者正是关露。

关露声名鹊起，在上海滩赢得四大才女之一的声誉。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汪伪政权入驻。

同年，一个叫王炳南的男人来到了上海。王炳南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周一手策划了西安事变。周恩来说，炳南不仅是我的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和王炳南一同来到上海的，还有他的妻子安娜——安娜是王在德国留学期间认识的德国姑娘。1947年，安娜和王炳南签订友好协议离婚。

王炳南和妻子安娜

关露通过地下DANG人武剑西认识了王炳南。无论从哪方面说，王都是比关露的前二任男友更高层次的男人。她自然是一见倾心。据说，两人感情擦出火花的经典场面是，一个寒冬夜里，关露请王炳南为她的诗集《太平洋的歌声》签名。关露无意间碰到了王的手，冰凉。关露就一把抓起王的手，说，怎么这么凉，赶快揣兜里暖和暖和吧。王大为感动，但他并未作出什么过火举动。

1938年7月，王炳南接受新的任务，离开了上海。此后，关露收到了王炳南寄来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王英气勃发，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就是这张照片让关露等待了十三年，期间，二人从未见过面。

随后，关露在上海的家被战火烧毁。安娜就热情收留了关露。王炳南得知后，大赞安娜做得好。

1937年，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在上海成立，主要任务是搞上层统战、情报、策反。潘汉年、王少春、李克农、刘少文等，先后都是负责人。当时的上海滩交织着国共汪伪政权等多股势力，各方势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争错综复杂。

1939年深秋的一晚，ZG中央情报部长、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刘少文，从重庆带回一封密信来找关露。密信写着：“关露同志，速去香港找小廖接受任务。”署名是ZG南方局常委叶剑英。关露匆匆乘船到香港，见到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ZG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情报委员会主任潘汉年。

廖和潘指示关露，回上海，到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身边去做间谍，套取情报。

在谈话的最后，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说，我不辩护。

一个星期后，关露回到了上海，据说，为做好间谍工作，关露还做了隆鼻手术。

关露的侄女李稻川回忆说，当年她和那个电影界的人挺熟的，什么白杨啊，王莹啊，……她们那时候整容，她也去跟着弄整容，整容呢，把这个鼻子垫起来……。

关露也许意识到自己今后前程未卜，与别人很难再有正常交往的机会了，便特意约和她交情不错的许广平到环龙路的寓所见了一面。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这天上午，母亲带我去探望她……她居住在一幢弄堂房子的三楼，上到楼梯，她已经迎了下来。……这次和母亲的相晤似有告别的意思，欢愉的交谈里含有一丝凄楚，我是不能明白的。之后闪闪烁烁地听到不利她的言谈，说她投身于日寇。从此以后，母亲不再提到她……”。

李士群(1905—1943)，浙江遂昌人，被称为民国十大汉奸之一，毕业于上海大学，1927年，与妻子叶吉卿同时加入D，之后加入国民DANG，再之后，加入汪伪政权，当上了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主任，是一个吕布式反复叛主的人物。

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曾和李士群有过一段交情。当年，李士群被国民DANG抓捕，他的老婆怀孕，找到了胡绣枫，胡绣枫安置了李士群的老婆。李士群因此一直对胡绣枫有感激之心。

利用这层关系，关露开始同李士群夫妇接触。

一来二往，人都熟络了后，关露有一次到李士群家去，对李士群说：“我妹妹写信来问候你，她说，她有个朋友要做生意，问你要不要做?”

李士群知道关露的妹妹胡秀枫和妹夫李剑华都是D员。李明白关露的意思，李其实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

经过反复的工作，关露成功利用李士群的关系，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如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提供了有关日伪军事动向的大量重要情报，这其中就有关露的功劳。李士群后来还曾保护释放了一部分被抓进“76号”的D员和进步人士。76号原是北洋军阀陈调元建造的一座花园洋房，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后来被改造为特务机构。

1942年2月，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上海，在一个咖啡馆与关露见面。潘说：“你要撤出76号，你的工作由老张重新安排。”

实际上，关露对卧底工作深感痛苦，据胡绣枫透露，在策反李士群的那段时间，关露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这里的“爸爸妈妈”就是指解放区、延安。胡绣枫说，接到关露来信后，自己立刻跟邓颖超汇报了此事。没多久，八路军办事处一个人就找到胡绣枫，随后胡绣枫回信给关露说：“‘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周迅在《风声》中扮演的老鬼，原型就是关露

关露离开76号后，被安排打入由日本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合办的中文刊物《女声》编辑部。该刊物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左翼女作家。组织希望关露接近佐藤，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找到日共DANG员，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女声》杂志读者对象是日寇占领区的广大妇女，每期必有的一篇“大东亚和平”之类的时事评论，其他的文章都是家庭生活，男女婚恋。因为杂志办得接地气，《女声》每个月的销量达六千册左右，多的时候，到了一万多册，这还是仅限于上海的发行，可以说，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已经算不错了。

俗话说，同行是冤家，由于关露的《女声》卖得好，苏青的《天地》杂志发行受到了一些影响。苏青不喜欢关露的《女声》，于是就在她的《续结婚十年·苏州液夜话》里写道：“秋小姐(指关露)据说也是左翼出身的，……最近替一个异邦老处女作家(指佐藤俊子)编这本《女声》，内容很平常，自然引不起社会上的注意。那秋小姐看去大约也有三十多岁了，谈吐很爱学交际花派头，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只可惜鼻子做得稀奇古怪。原因是她在早年嫌自己的鼻梁过于塌了，由一个小美容院替她改造，打进蜡去，不知怎的蜡又溶化了，像流寇似的乱窜到眼角下来，弯曲地在她的花容上划了一条疤，如添枝叶，未免不大好看，可是却再也没有办法使得她恢复原状了。秋小姐当时听说也曾哭得死去又活过来，然而毕竟没哭出后果，从此对于左倾等也灰心了。”

关露对此沉默以对。

1943年7月，佐藤俊子正式通知关露，8月份，日本当局要在东京召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关露被日本领事馆指定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去东京开会。

这次大会要求中国的代表全要被登报，并附照片。关露深知，如果参加，她的“汉奸”名声是再也洗刷不掉了。

潘汉年此时派人送给她一封信，要她到日本转交秋田教授。原来，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希望通过秋田恢复联系，恰好杂志社给关露介绍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关露再一次上路了。

在日本，关露完成了给秋田送信的任务。这次大会，日方要求中国代表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分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拒绝了，她把题目换成《中日妇女文化交流》，日方同意了。

关露回到上海后听说，李士群9月在家中神秘暴毙。而她出席日本大会的新闻已在国内传开，一篇登在1943年《时事新报》上的文章写道，“当日本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时，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关露的“汉奸生涯”达到了顶峰。

其实，那次会议，张爱玲、苏青也参加了，三个女作家还一起照了合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组织人马四处收复“胜利成果”。国民DANG的“接收大员”、第三方面军二处处长毛森(毛人凤族侄)抵达上海，除了接收日本人的武器装备，还准备“肃奸”，关露的名字也出现在他的逮捕名单上。

远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对关露表示了很大关切，指示在上海的夏衍具体安排。这样，关露于10月30日秘密到达了淮阴新四军根据地。

关露到淮阴后，许多从上海来解放区的青年都认识关露，在街上碰到就骂她“汉奸”。国民DANG的报纸又大肆宣传解放区收留汉奸。新四军还要对凡是从白区来的人进行审查，关露到达淮阴的第三天，就被送到淮阴城郊的板闸教育学院进行审查。

关露大受刺激，精神几乎崩溃。她不服气，就去找主持审干工作的新四军联络部长杨帆，杨帆比较同情她，安排她在旅馆住下。关露又从撤到淮阴的老朋友楼适夷那里，得知自己的组织关系没有转来，她懵了，奋斗这么多年，连DANG员身份也没有了。她又去找华中分局的组织部长曾山，却没见着。

关露想重新拿起笔，寻找寄托，进行文学创作。她写了一首诗，交给《新华日报》副刊，社长范长江说：“关露的诗可以发表，但要换一个署名。国民DANG正在攻击我们收容了一批汉奸，……如果我们的报上出现关露名字的作品，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就会以此为口实攻击我们，所以我们要慎重行事。”

关露委屈得大哭一场。

此时，关露收到了王炳南的一封信。关露还深记着王炳南的誓言“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当她打开信后，却发现是一封绝交信。王炳南本来是准备从南京来淮阴看望关露，并商量结婚问题的，他把自己的打算向组织上做了汇报。但周恩来认为他与背着“汉奸”名声的关露结合，不利于DANG的事业。王炳南踌躇再三，就给关露写了一封信，把这一切如实告知，并说明断绝关系。

关露彻底崩塌了，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1955年，关露受潘汉年案牵连，被捕入狱，那一年她49岁，一关就是两年。1967年，关露再次受牵连被捕，那一年她61岁，这一次关了8年。

组织让关露在单人牢房里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她再次复发精神分裂症，发病后喝痰盂里的水，袜子也不知道穿，常常呆呆地枯坐。她全身都得了关节炎，甚至发展到喉咙。

1975年，关露出狱时仍顶着“定为汉奸，不摘帽子”的污名。

1977年4月14日，潘汉年在湖南茶陵县劳改农场含冤病逝。

多年后，胡绣枫说，“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去‘76号’和后来受牵连遭罪的也都应该是我，可都让我姐姐代替了!”

1980年5月1日，关露中风，健康受损，为方便看病，关露从香山脚下的小平房里搬到朝内大街203号的一座筒子楼里。这是文化部借给关露的宿舍，只有十二三平米，地面坑洼不平，一面墙紧挨公共厕所，因受潮，白灰脱落，冬天暖气不热。

关露中风后，没有偏瘫，就是全身疼痛，经常说，疼得像刀割一样，无法入睡。大夫认为，关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无能为力。疼痛和记忆的消退，让关露几乎放弃了写作。

1982年3月23日，关露被平反。

1982年9月15日，作协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秘书王增如来看望关露。

王增如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她抬起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我们。仔细端详了好一阵，才哽咽地问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吗?。

丁玲告诉关露，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件大喜事，汉年马上要平反了!

关露问：“真的吗?我盼的就是这一天!我中风后几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汉年的冤狱还没平反，泼在他身上的脏水还没洗干净，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1982年12月4日，这一天，关露终于写完了回忆录，纪念潘汉年的文章也写好了。12月5日，关露服安眠药自杀，时年76岁，她走时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两手叠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样。关露曾说过她是“在偷偷地活了之后又偷偷地死去。”

人们在整理关露遗物的时发现，关露仍保存着王炳南送给她的照片，照片的背后是关露写的两句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12月16日，国家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关露举行了悼念仪式。在追悼会上有一个并不属于文艺界队伍的老人，他神情极其沉郁，自始至终都未与任何人说话，他一直默默地站在人群的后面……，他就是王炳南。

丁玲在悼念中说：“她是一个善良的人，甚至有点傻，总是牺牲自己。她的心灵负了伤，孑然一身，没有亲人，她是很寂寞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阳光照不到她的身上。”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