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竟是这些…

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台湾时，想到的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台湾。

微博上常有人说“蒋介石把大陆所有的黄金运往台湾，使台湾经济迅猛发展”，或感叹蒋介石“丢下一穷二白的大陆”、“只有5000两黄金储备”，甚至有人认为三年大饥荒也跟“蒋介石全都把黄金运到了台湾”有关系。

真相一

黄金总数为330万两随着大陆和台湾相关文献的逐步解密，蒋介石运台黄金的总数也逐步被核实。对这个问题研究比较透彻的是吴兴镛(其父吴嵩庆当年受蒋介石委派主持并参与黄金运台，曾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被称为“蒋介石的总账房”)，他根据其父亲的日记、蒋介石日记以及两岸解密档案，计算出当年蒋介石命人分五批从大陆共运送了330万两黄金至台，此外还有价值350万两黄金的外汇和银子，最终运台金银外汇总额度换算成黄金总价值约为700万两。

运送黄金的海星号轮船

真相二

用金圆券从民间强行兑换得到166.3万两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蒋介石从大陆运走的黄金是1948年开始实行金圆券之后从大陆民众手中(尤其上海)强迫兑收而来，其实，金圆券兑换所得的黄金仅占国民党运台黄金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那么到底国民政府从民众手中强兑了多少黄金呢?

蒋经国在1948年9月底表示：“上海市民过去一个月中，曾向国家兑换110万5652两……3280万3894元美钞，再加白银、银元及港币，总合金圆券3亿7200万元，已占全国兑换总数的64%。”同时，根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

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强行兑换金圆券

真相三

大量黄金留在大陆中共新政权建立后，立即加强了对金银和外汇的管理，禁止一切金银和外国货币在中国市场上流通，并要求民众将金银和外币兑换成新政权的人民币。从大陆建国后的一系列运动的情况看，民众保有大量黄金的可能性比较小。

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P72)的数据，1952年，大陆的黄金储备已达500万盎司(498万两或156吨)和1.39亿的美元，而这两年国家的黄金生产量仅有2.3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黄金和美元应该是通过民间兑换得来的，这还没算上建国初期朝鲜战争和各种建设所消耗的黄金和外汇量。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

49年后，蒋介石离开故土，到死为止，再没离开台湾半步。从打赢对日抗战，到仓皇辞庙、转进台湾、坐困愁城，前后不超过五年时间，人生大起大落，不过如此。当我们谈论“蒋介石从大陆带走了什么”时，我们最爱谈的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爱说的是“黄金”，痛心疾首之余，似乎这也成为了台湾经济远远发达于大陆“最合理”的解释;到了九十年代，那点黄金大概也看不上了，“富而知礼”的咱们最爱谈的变成了“故宫文物”，“翡翠白菜”被传说得神乎其神;再到了这十多年，据说咱们对文化的理解水平已经超越“器物”而飞跃到了“重道”的层面，中研院那批赴台的文化大师们成就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现实与想象。当然，间或的，我们也还记得起一起去台湾的那1080个“万年国会”国大代表们。按照当下最流行的说法，蒋介石不仅将中华民国的“政统”(“法统”)带去了台湾，还带走了“学统”和“道统”。如此，“残山剩水”才有了“大江大海”的气象万千。

还有呢?至少正统观极强的蒋介石没有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教统”也得带去台湾，说人话就是，这个教那个教的“神、佛、圣”们也和蒋去了台湾。在蒋心中，这些另类“大师”们也未必不是“道统”的一部分。

圣

先说说“圣”。中国人一说起圣除了孙大圣，不外乎就是孔圣人。孔圣人自然是无法和蒋一起去台湾的，孔林和中山陵都好端端的留在了大陆。孔子走不了，但他的后代可以。

2008年10月28日的那个下午，当八十九岁高龄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病逝于台北时，大陆这边静悄悄，没有人有闲情去追忆这个世界最大贵族世系的谢幕。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家数千年来直系祖先都是谁的，除了日本天皇，恐怕就是孔家了。

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的话，孔德成一定是最后一个。孔德成世袭了有890年历史的封号——宋仁宗年前就传下来的“衍圣公”。历代王朝，哪怕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无不对孔家后裔尊宠有加，“衍圣公”之前也不知封了多少这个公那个侯。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孔家却是“万世一系”，曲阜的孔府被称为 “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天下第一族”，成为了“道统”最直观的象征，而“衍圣公”至少在明面上位列文臣之首。

孔德成出生时候的阵仗绝不亚于现在日本天皇家生个儿子。为了防止婴儿掉包，北洋政府还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山东省省长与孟子、颜子、曾子三氏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当这位全国期盼的孔家独苗出生时，山东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

1928年，孔德成有感世袭爵位不宜存于民国，主动请求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到了1935年，蒋觉得道统不可废，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

1937年，在曲阜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前，蒋介石紧急派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亲自将孔德成护送到武汉，后来再迁居重庆。而到了1949年国府迁台之时，蒋介石自然也带走了孔德成，在台北复建孔氏家庙。对于儒学造诣颇高的蒋介石而言，或许他心目中多少不无他自己才是“道统”承继者的想法，但孔德成这个“道统象征”(或也是儒家的教统象征)，他最知道分量。

六七十年代孔德成在台湾一定是苦闷的，又或者是庆幸的。当孔子从至圣先师沦为“孔老二”之时，当大陆红卫兵在“孔林”掘墓三尺，历代衍圣公被挫骨扬灰之时，孔德成在台湾或许更能理解“道统不灭”的真意，他唯一能做的，或许也只是一遍遍地默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儒家心传真言。

1984年，台湾考试院长空缺，据说蒋经国本来属意他人担任，但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蒋经国点名孔德成接任，以示中华民国不忘道统。由此，孔德成成了“考试院长”，而且一当就是九年。一直到2008年逝世，终其一生，孔德成再无踏入大陆土地一步，而他也一直也没有等到对岸的那一声抱歉。

2009年9月28日，孔德成长孙孔垂长在台湾“中枢祭孔大典”上接任了“奉祀官”一职，道统没灭。

神

话说在江西龙虎山上，两千年来都住了位道教“张天师”，一直到1949年他去了台湾，他就是神。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张天师”叫张恩溥，与“衍圣公”一样，创立道教的“张天师”也是代代相传，到了张恩溥这一代，已是第63代。

第一代张天师叫张道陵，汉顺帝公元142年创立了“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现称“正一道”)，拔高一下意义的话，就是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至今已有两千年。就是这一位张天师，将老子尊奉为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太上老君”。第三代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民间的名气可能就更大了，就是《三国演义》那位割据汉中二十多年的张鲁。

一直到宋朝之前，张天师和他的“正一道”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全国道教领袖，即使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了“全真教”之后，张天师一系仍旧是南方道教领袖，由元朝忽必烈起始，“张天师”更是成为了官方承认的“神职”。

张恩溥一到台湾，就创立了台湾省道教会，并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以示道教“教统”来到了台湾。到了1966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年份，张恩溥更是创立了中华道教总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在此前后肯定已经获悉，“祖庭”江西龙虎山的上清宫也在“文革”中被毁。

1969年，张恩溥羽化。问题来了，张恩溥携至台湾准备承继“张天师”的长子张允贤先前已过世，天师之位只能由堂侄张源先继承(还有一种说法是代理掌教)。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除了部分信众，张天师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彷佛已经是上个时代的封建把戏，官方自然也没有兴趣去关心。

可到了改革开放，在数十年的唯恐避之不及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突然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张天师”——张金涛。按照官方的宣传，张金涛是张恩溥的“嫡孙”，当然比台湾的“侄子”张源先更有资格当这个天师。这无非又是“汉贼不两立”那套争正统的把戏，堂堂中国第一本土宗教的“领袖”，怎么能在台湾，而不在祖国大陆呢?

但事实上，“嫡孙”张金涛甚至都不姓张，他不过是张恩溥二女儿张稻香的儿子，本姓鲁，改了姓来争这个天师而已，但终究是完完全全的外姓人。而按照两千年来的传承规矩，张天师一向以张氏血统为第一原则，从未有外姓染指的先例。而张金涛那边只死抱住一点，历代以来，从来没有天师离开过龙虎山。你搞你的血统论，我玩我的地域论，反正我就是张天师了。

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2008年10月17日，也就是孔德成逝世前的11天，“张天师”来台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张源先也“羽化”了。但张恩溥张源先留下的“教统”由张道祯在2009年5月正式在台湾继承。可能让张金涛最尴尬的是，张道祯继承的是“第64代”张天师，而他在大陆却一直以“第65代”自居。

“张天师”带往台湾还远不止是“教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道教信众已达274.4万人，宫庙达8044座。道在哪，教统就在哪。

佛

在1949年赴台的众多高僧中，最大牌的无疑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转世世系，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被称为藏传佛教四大活佛(黄教四大教主)。其中前两者分掌前藏后藏，哲布尊丹巴曾为外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而章嘉则为藏传佛教在内蒙古的最高活佛。

章嘉活佛一系可谓出尽风头，屡任帝师，在康乾时代堪称在朝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哲布尊丹巴也对其多有依仗之处。雍正还是四阿哥时，二世章嘉曾为他灌顶传法，门徒遍布皇室宗亲，康雍年间均为帝师。三世章嘉则是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在向乾隆传法时，乾隆为表尊崇竟然跪在地上听讲。太和殿觐见时，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而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将其他亲王宠臣不知道甩了几层台阶。

可以说，章嘉活佛一系历来就是藏传佛教活佛中与中央政府关系最为亲近的。七世章嘉活佛更是堪称异数，与慈禧、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关系都很好。辛亥之后，七世章嘉活佛成为了劝导内蒙古各旗归附民国政府的重要推手，由此还被大总统袁世凯加封为“宏济光明大国师”。1934年，七世章嘉活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旗宣化使，确立了其在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各旗之间居中斡旋的超然地位。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章嘉活佛事实上也是他在四大活佛中唯一有能力带去台湾的。从清末以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政教系统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直不睦，十四世达赖显然是不会和蒋去台湾的;十世班禅1949年还不满12岁，还没举行过“坐床大典”的他甚至还不是真正的活佛，自然也是去不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就更不会走了，他1924年即已圆寂，宣布终结了转世。

七世章嘉活佛赴台后自然就成为了台湾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但可惜的是，七世章嘉活佛1957年就已圆寂，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并不大。圆寂之后，蒋介石亲莅灵堂致祭，备极哀荣。

更可惜的是，与孔德成与张恩溥不一样的是，七世章嘉活佛并未指定转世灵童，有数百年历史的章嘉一系实际上已就此凋零。据称达赖之后寻获了八世章嘉活佛，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但无论如何，章嘉“教统”和台湾缘分已断。然后，章嘉活佛在台湾留下的藏传佛教火种至今未灭，全台各地几乎全年都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在宣讲佛教。

除了藏传佛教的活佛之外，随蒋怆惶来台的汉传佛教高僧也为数不少，计有智光法师、南亭法师、道源法师、戒源法师、默如法师、妙然法师等，而其中尤以继八世章嘉之后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法师最为出名。

在章嘉活佛和白圣法师等高僧大德的弘法努力之后，今日的台湾已是华人地区中的佛教希望所在，佛教信众达五百多万。

我想，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台湾时，想到到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台湾。

读完全文，带大家欣赏下台北故宫的国之重宝!

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海峡两岸各有一个故宫博物院，两个故宫博物院同根同源，都珍藏着大量代表了中华古代文化的奇珍异宝。对于大陆的大多数人而言，台北故宫博物院久闻其名，却难见其真容。　——白岩松

熟悉两岸文化的人也许都有这个印象：北京故宫的建筑世界第一，台北故宫的藏品世界第一。下面给大家介绍台北故宫的十大镇馆之宝。

第一 西周毛公鼎

这件西周的毛公鼎通高53.8厘米，清道光年间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原出土，毛公鼎系于清代末叶道光28年(公元1814年)前后，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毛公鼎出土后，经多次转手秘藏，抗战期间，险为日本军方所夺，抗战胜利，民间献鼎归公，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并展示。铭文中有阳文网格线，是西周中晚期制铭的习惯，因此除了史料的价值外，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学与书法艺术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公鼎是中国二千八百多年前的一件宗庙祭器。它的内壁铸有五百个字的长铭，是现存商周两代七千多件有铭文的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又令毛公族人担任禁卫军，保护王室，最后颁赠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由内容推测，毛公鼎应铸于周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时，其铭文是可凌驾于〔尚书〕的一篇西周真实史料，是研究西周史最珍贵的文献，也因此毛公鼎可称是举世的瑰宝重器。器形作大口，半球状深腹，兽蹄形足，口沿上树立形制高大的双耳，浑厚而凝重，整个器表装饰十分整洁，显得素朴典雅，洋溢着一股清新庄重的气息，反映了西周晚期文化思想的变革。

铭文毛公鼎腹内，铸有铭文32行，计499字，为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鼎铭记述了周宣王的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全文可分五段：追述周代文武二王开国时清平的盛况，对比作鼎时时局不靖;宣王策命毛公治理邦家内外;给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专权;告诫鼓励毛公以善从政;赏赐毛公车、兵、命服。毛公为表示感谢和称颂周天子的美德，作鼎以为纪念。

第二 西周散氏盘

散氏盘

散氏盘应为西周晚期出品，它最引人注意的是盘内共三百五十七字的铭文，记载了西周时散国和邻国解决土地纠纷的协议。

散氏盘高：20.6公分 腹深：9.8公分 口径：54.6公分底径：41.4公分。重：21312g 铭文：19行 357字。早在商朝中期，青铜器上便已出现铭文，比甲骨文的时代还早。但是在西周之後，在铜器上铸刻铭文的风气才大大风行，举凡祭祀、战争、赏赐等大事，甚至是契约，都被纪录在青铜器上。关注微信号：shgudong

散氏盘流传有绪，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数据，散氏盘在康熙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嘉庆十一年由鹾使额勒布以重价购得，十四年进贡内府。根据考证，十四年乃嘉庆皇帝五十寿辰，当时曾申命臣子不准进献珠玉等物，但书册字画等文物却是准许呈进的。由此可知，额勒布进贡散氏盘，是为嘉庆皇帝的生日贺礼。盘上的铭文共 357 字，记载的是西周晚期的土地契约。位於今日陕西宝鸡凤翔一带的散国，被西北方的国侵占了土地，两国议和，戡定国界，国割地赔偿，过程与合约均铸在盘上，作为证明。散氏盘造形与纹饰均呈现西周晚期青铜器简约的风格，文字线条宛转灵动，是研究西周金文重要的材料。

散氏盘又名“矢人盘”，是西周历王时期重器。清乾隆初年陕西风翔出土，曾藏于乾隆内府。以其长篇铭文著称于世。

散氏盘铭文铸于盘内底上，共三百七十五字。是一件风格非常突出的作品。其书法浑朴雄伟，字体用笔豪放质朴，敦厚圆润，结字寄奇隽于纯正，壮美多姿。

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散氏盘铭文并器全形拓，整幅托裱本，珂罗版原大精印，尺寸145/81厘米。四大国宝之一的西周散氏盘，原藏清内府，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并称四大国宝，原拓本极珍罕，海内学者争求而极难得。

散氏盘腹部饰夔纹，间以三浮雕兽首，高圈足上饰兽面纹。铭文的字与字间隐约可见阳文直线界栏，是典型西周晚期铭文的风格。

第三 唐颜真卿 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

《祭侄文稿》行草墨迹，颜真卿书。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此帖本是颜真卿为自己的侄子写的一篇祭文草稿，他的侄子季明为叛军安禄山所残杀。这件作品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由于心情极度悲愤，情绪已难以平静，错桀之处增多，时有涂抹，但正因为如此，此幅字写得凝重峻涩而又神采飞，笔势圆润雄奇，姿态横生，纯以神写，得自然之妙。元代张敬晏题跋云：“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 “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

第四 苏轼 黄州寒食帖

黄州寒食帖

此外尚有诸名家及清乾隆皇帝题跋。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此帖先在民间辗转收藏，后被清廷收入内府。到了近代，《寒食帖》的命运多舛。清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寒食帖》险遭焚毁，旋即流落民间，为冯展云所得，冯死后为盛伯羲密藏，盛死后被完颜朴孙购得，曾于1917年在北京书画展览会上展出过，受到书画收藏界的密切关注。1918年转传到颜韵伯手中。当年12月19日为苏轼生日，颜韵伯作跋记录此事本末。1922年，颜韵伯游览日本东京时，将《寒食帖》高价出售给日本收藏家菊池惺堂。1923年9月，日本东京大地震，菊池家遭灾，所藏古代名人字画几乎被毁一空，当时，菊池惺堂冒着生命危险，从烈火中将《寒食帖》抢救出来，一时传为佳话。震灾之后，菊池惺堂将《寒食帖》寄藏于友人内藤虎斋中年年有余。1924年4月，内藤虎应菊池惺堂之请，作跋以记《寒食帖》从中国辗转递藏至日本之大概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京屡遭美国空军轰炸，《寒食帖》幸而无恙。

《寒食帖》流失海外，一直使华夏子孙耿耿于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一结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私嘱友人在日本访觅《寒食帖》，当知下落后，即以重金购回，并题跋于帖后，略述其流失日本以及从日本回归中国的大致过程，千年国宝赖王世杰先生之力回归祖国，至今仍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第五 五代赵干 江行初雪图

江行初雪图

全卷描写长江沿岸渔村初雪情景。天色清寒，苇业树林，江岸小桥，一片初白，寒风萧瑟，江水微波;渔人卫寒捕鱼，骑驴者缩瑟前进，表现出江南初冬渔民和旅行的生活情况，绘景画人均积传神。图中树石笔法老硬，水纹用笔尖劲流利，天空用白粉弹作小雪，表现出雪花的轻盈飞舞。

图前题“江行初雪，画院学生赵干状”，应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笔迹。有宋宣和，金明昌，元天历，清乾隆，嘉庆诸印，以及柯九思，吴瑞，梁清标，安岐诸收藏印。

赵干，江宁人(今南京)，南唐后主李煜时为画院学生。善画山水林木，长于布景，多作江南景物。画“楼观、舟船、水村、渔市、花竹，散为景趣，虽在朝市风埃间，一见便如江上。”(《宣和画谱》)

第六 北宋范宽 溪山行旅图

溪山行旅图

画幅上诗堂处明董其昌题“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本幅上钤“典礼纪察司印”半印、“祚新之印”、“墨农鉴赏”、“御口之印”及乾隆内府诸藏印多方。

裱边上钤“蕉林秘玩”、“观其大略”2印。据此可知，此图在入乾隆内府之前，明洪武年间曾藏于内府，清初曾在耿祚新、梁清标处递藏。《石渠宝笈·初编》、《故宫书画录》著录。

范宽传世作品，据《宣和画谱》著录的有五十八件，米芾《画史》提到所见真迹三十件，如：《溪山行旅图》、《关山雪渡图》、《万里江山图》、《重山复岭图》 、《雪山图》、《雪景寒林图》、《临流独坐图》等。

此图描绘溪山行旅，气势雄伟，体现出北方山水画派坚凝雄强的特点。画面由上而下分三段布局，分别代表前、中、后的距离，极富空间感。　　《溪山行旅图》历来被称为范宽的代表作，树叶间有“范宽”二字题款。历代评论家对此画称赞备至。徐悲鸿曾高度评价此画：“中国所有之宝，故宫有其二。吾所最倾倒者，则为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大气磅礴，沉雄高古，诚辟易万人之作。此幅既系巨帧，而一山头，几占全幅面积三分之二，章法突兀，使人咋舌!”

范宽(约950-1027)，北宋人，名中正，字中立。中国古代著名画家，善画山水，重视写生。为人风仪峭古，磊落不拘世俗。其作品大多气魄雄伟，境界浩莽，雄阔壮美，墨韵浓厚，笔力鼎健。晚年卜居终南、太华，置身自然，尽得画意。其画风对后世影响极大。

第七 元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纵33厘米，横636.9厘米，纸本，水墨。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于至正十年完成。该画于清代顺治年间曾遭火焚，断为两段，前半卷被另行装裱，重新定名为《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被誉为浙江博物馆“镇馆之宝”。 黄公望是元代画坛宗师、“元四家”之首黄公望晚年的杰作，也是中国古代水墨山水画的巅峰之笔，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可谓空前绝后，历代莫及。

这卷名画在此后的数百年间流传有绪，历尽沧桑。从画上题跋看。此画最初是为无用禅师所作。一百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为著名画家沈周所得。至明万历年间，又归大书画家董其昌所有。但不久就转手为宜兴吴之矩所藏。吴又传给其子吴洪裕。吴洪裕特意在家中建富春轩藏之。吴洪裕爱此画若宝，临终之际，竟想仿唐太宗以《兰亭序》殉葬之例，嘱人将此画投入火中，焚以为殉。幸得其侄子吴子文眼明手快，以另一卷画易之，将《富春山居图》从火中抢出，才免遭“火殉”。但画的前段已烧去寸许，从此分为长短两段。此后烧毁处较完整的一段单独装裱，人称《剩山图》，现为浙江省博物馆所收藏。画的前段(短段)名为“剩山图”，最后到了画家吴湖帆的手里。当时在浙博供职的沙孟海得此消息，心情颇不平静。

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得此名画，本无意转让。但沙先生并不灰心，仍不断往来沪杭之间，又请出钱镜塘、谢椎柳等名家从中周旋。吴湖帆被沙老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后大段则一直深藏于清宫中，后被运往台湾。后几百年来，此书一分为二，未再重合。许多年来，两岸书家和有心之士多方努力，希望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重新拼合此画。画的后段(长段)从吴家流散后，曾经历多人收藏，于清乾隆十一年流人清宫。有意思的是，号称风雅的乾隆皇帝居然不识宝，认定它是赝品，而对另一卷他人临摹的《富春山居图》大加赏赞，又是题跋又是钤印。但也幸而如此，那卷真迹倒借此得以“全壁”，后在解放前夕运往台湾，归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第八 北宋汝窑 天青无纹水仙盆

天青无纹水仙盆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

汝窑原为民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

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北宋宫廷御用瓷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高6.9cm，横23cm，纵16.4cm，口径 23 cm，足径 19.3×12.9cm，重670g，椭圆形盆，侈口，四云头形足;周壁胎薄，底足略厚。通体满布天青釉，极匀润;底边釉积处略含淡碧色;口缘与棱角釉薄处呈浅粉色。裹足支烧，底部有六个细支钉痕，略见米黄胎色。全器釉面宁静开朗，纯洁无纹片，据考证为传世仅存的一件。

第九 北宋汝窑 莲花氏碗

莲花氏碗

此碗呈十瓣莲花式，碗腹壁稍呈圆弧，直口稍敛，口缘花瓣流畅贯连，圈足稍高。整件器物由底至口厚度均匀，釉薄不透明，釉色呈青蓝，有细开片。全器满釉，圈足内底以五支钉垫烧，支钉点极细，支钉痕胎土呈灰黄色。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瓷器名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胎体细洁如香灰色，多为裹足支烧，器物底部留有细小的支钉痕迹。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被人们视为稀世之珍。

汝窑莲花式温碗以莲花或莲瓣作为器物之纹饰及造型，随佛教之传入而盛行，尔后更取其出泥不染之习性，寓意廉洁，广为各类器所采用。本器状似未盛开莲花，线条温柔婉约，高雅清丽。原器应与一执壶配套，为一温酒用器，晚唐至宋所常见。 汝窑曾为宫中用器，因采覆烧的方式，故口有缺陷，因而有“宫中命汝州烧造青瓷”之举，汝窑之入选，支烧满釉应是原因之一。支烧另一用处为防止器底塌陷，汝窑所用支钉细小，所留钉痕状似芝麻，器底五支钉痕即是，也就是俗称的“芝麻钉”。釉面细碎纹路，更有“蟹爪痕”之美名。 莲花温碗，以其典雅造型，温柔不透明釉色，在传世不多之汝窑器中，更显珍贵。

第十 清朝 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

“翠玉白菜”一体成型，深受喜爱，在翠绿的菜叶上有两只昆虫，体型较大的、伸长著后脚的是螽斯，位在上方、小只的则是蝗虫。仔细看螽斯头上延伸出来的两根须须，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若从左侧仔细看，确可发现左边的一根须从头部处缺损了一公分左右，但长须后半段仍附在菜叶上。

翠玉白菜原是清朝永和宫的陈设器，相传为光绪的妃子瑾妃的嫁妆之一。白菜寓意清白纯洁，翠绿叶片上雕塑两只象征多产的螽斯，祈愿能多子多孙。玉雕师运用玉石自然天成的色泽分布，琢碾出一棵鲜活欲滴的白菜。

责任编辑：郝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