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继续创造“人口红利”
王晓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人口红利原本是经济学使用的一个概念,现在成为普及程度很高的词汇了。各方面人士提出政策建议,希望提高出生率,有效增加人口,于是“人口红利”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及呼吁全面放开生育限制的舆论联系在一起,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人口红利首先是指人口多有利于刺激市场消费,如果没有众多的人口,消费市场也就很难发展起来。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现在决策层越来越希望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因为出口和投资都面临不少困难,但如果年轻人口迅速减少,消费增长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其次,人口也是劳动力的保障,中国在2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人口高速增长,劳动力供应充分,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很大。如果劳动力越来越少,经济持续增长也就很难实现。再次,由于出生率下降,中国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增加养老的困难。
长期以来,决策层将人口的快速增长看成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中国采取了最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是计划生育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现在我们认识到,人口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必须尽快调整人口政策,“人口红利”的概念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是要看到,并非所有劳动力年龄的人口都是红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劳动力和增加消费。1949年以后,随着常年战争的结束,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但是年轻人口并没有成为人口红利,大多数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内部,与老年农民抢夺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就业异常困难时期,大量城市青年也被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争夺有限的资源。在那种背景下,人口与资源的关系非常紧张,限制人口增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年轻人口才带来了人口红利,这种转变至少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广阔的非农就业市场。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大量外来资本的进入,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村人口进入非农产业,创造了十分可观的价值。第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通过最基本的小学教育,年轻的劳动力至少可以识字,从而具备了装配线上就业的最基本技能。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人口红利也就无从实现。
现在人们谈论人口红利的时候,更多地从人口数量上说,较少关注人口质量。如果有大量进入劳动力年龄的人口,但是没有相应的就业岗位,或者就业岗位与就业人口的结构存在巨大差距,那么过剩的劳动力就可能造成一些问题,这种情况下,人口就不是红利,而成了“负利”。
比如,一些远离双亲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受到适当的社会化,不仅没有掌握必要的技能,也没有掌握社会生活的规范,因而成为问题儿童,这些问题儿童经常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利”。又比如,有些人花费大量资金将孩子送出国,但是回来以后不能适应就业市场需求,与其受教育的支出相比,就是收不抵支,这种年轻人对社会来说也许不是“负利”,但是对家庭来说的确算是“负利”。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时期,对劳动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要保持和增加人口红利,不是简单地放开生育政策,或者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更重要的是增加教育和培训,使人口能够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当然可以研究,但同时也应当研究如何把现有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问题解决好。国家如果要用真金白银去鼓励和奖励生育,那也应当有针对性地抓好现在的教育。放开二孩政策以后,并没有出现大量的生育,这里面原因很多,包括生活方式的转变、价值观念的转变等,但在许多家庭看来,生育二孩可能不是带来“红利”,而可能是带来“负利”,培养孩子的支出要高于获得,生育意愿自然会下降。
如果完善和强化教育和培训,使新增人口能够更好地适应就业市场的需求,让生育为家庭带来红利,那么生育意愿可能会有所提高。如果降低了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同时提高了孩子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增加了家庭的“人口红利”预期,相应地也就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人口红利预期。
所以,单纯的人口增加并非必然带来人口红利的增加,鼓励乃至直接奖励生育也意味着生育水平的提高。眼下尤其需要解决好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问题,才能提高多数家庭的生育意愿,并使稳定增加的人口继续创造出人口红利。
责任编辑:乔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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