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要矛盾看中国未来5年

19大报告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提纲挈领性文件，值得认真研读、反复研读。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试图通过数据来认识这个主要矛盾，并用这个认识来理解未来发展。

一、用数据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2017年GDP数据为827,122亿元(不含港澳台地区)，约合12.24万亿美元(按全年平均汇率计算)。相当于美国63.23%，日本的2.5倍，约等于德法英意加五国GDP之和。从世界来看，中国的经济总量毫无疑问已经非常强大。

但是换个角度看：

全国GDP最高的广东省达到8.99万亿，这个数据放在全球国家排名中能排到第12位，超过西班牙澳大利亚俄罗斯，仅次于加拿大和韩国;在国内看约等于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甘肃、新疆、贵州、山西、吉林、内蒙古10省区GDP之和，而这十省区的人口数量总和相当于广东省的1.8倍。

再看广东省内，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的GDP分别为22,438.39亿元和21,503.15亿元，合计占了广东省GDP总额的48.89%，约等于其他19个地级市的GDP之和。而广深两城的人口合计只是全省的24.2%。

深圳市的人均GDP达到17.91万元，这个数字放在全球国家及地区比较能排到第34位，超过号称富得流油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也超过中国台湾;而粤东北的梅州市人均GDP只有2.57万元，放到全球排在第113位，低于阿塞拜疆、斯里兰卡，只略高于蒙古和突尼斯，甚至比国内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还要低!

单看深圳市内各区，南山区的人均GDP达到32.3万元，这个数字达到了美国人均GDP的80%，略低于荷兰排在全球低14位，高于奥地利、芬兰、中国香港、加拿大及德英法意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而宝安区人均GDP只有10.95万元，只是略高于江苏省水平。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收入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64,934元，尽管这只不过是月均5,411元的水平，而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5,958元;前20%人口收入水平是后20%人口的10倍以上!

中国人口总量约13.9亿人，约为G7国家人口总数的1.8倍;中国20%的人口是2.78亿人，略大于德英法意四国人口之和，除中国外只有印度和美国人口超过了2.78亿人;10%的人口是1.39亿人，除中国外世界上只有8个国家人口超过1.39亿人;5%的人口是6950万人，超过泰国、英法意的全国人口，除中国外世界上只有18个国家人口超过6950万人。

按照全国平均水平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比例约为43.65%，按此比例计算前20%人口创造的GDP总量约为42.69万亿，远超过日本的GDP总量，人均水平达到世界第38位，超过沙特阿拉伯;按照正常分布计算，前10%人口创造的GDP总量就会接近或超过日本的GDP水平，人口数量也和日本相当，人均也将达到或接近日本的水平。

按此比例计算后20%人口创造的GDP约为3.8万亿，人均GDP要排到世界第130位以后，仅相当于尼日利亚的水平，比印度刚果肯尼亚好一点。

前5%、前1%呢?后5%、后1%呢?不敢想象!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省市人口合计数为2.94亿人，约占到全国的20%。五省市GDP合计数为285,682.39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34.54%，相当于日本的GDP水平。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市人口合计数为7291.75万人，约占到全国的5.25%，GDP合计数超过10万亿，占全国GDP总量的12.34%，约等于整个韩国的GDP水平，人均GDP达14万。

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人口合计数为3.24亿人，约占到全国的23.27%，GDP合计数为332,756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40.23%。

省际间差距巨大，最发达省的省内各城市间也是差距巨大，一部分人已经迈进发达国家水平，大量的人民还处在最不发达国家水平线上。而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在处处都体现着，党中央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准确的。

然而，这也体现着治国的难处，不同生活水平、不同思维方式的十几亿人适用同一套法律法规，一定会有不少人觉得不适用，如何赋予地方更多灵活性又保障整体统一性避免跨地域寻租，相当考验执政智慧。

二、在对主要矛盾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

从这个认识出发理解政策

中国不是只有北上广深，不是只有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也不是只有东部沿海省份，还有大量人口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和农村。

从经济的角度看，人口、资金已及其他资源会向优势区域、优势城市、优势企业集中，北上广深以及一些较大城市是整个中国经济观察的焦点;

但从社会的角度看，经济生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至少应该是50%以上甚至80%以上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头部20%的;至于头部5%、1%甚至0.1%的那部分人，那更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头部那部分人可能代表着人类发展或者国家发展的所谓正确方向，可能也代表着主流民意，但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必须要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美国川普上台、英国脱欧决定，莫不如此。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我党的主要执政根基。

从这个认识出发，就可以理解政策考量上一定会有所倾斜，对中下层人民减税减负，以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为例：

1、提高起征点到5000元，增加了教育、医疗、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或房租等扣除项，使得相当大比例的城镇就业人员不用再缴纳个人所得税(财政部副部长程丽华称不算附加扣除项，个税纳税人口将降低到城镇就业人口的15%，约6400万人)，80%以上的城镇就业人员都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了;

2、扩大低税率的税率级距，月应纳税所得额在25000元以下的，普遍调低了5个百分点的税率，这就意味着对大量中等收入工作人员的减税。如果月薪超过5000元只占到城镇就业人口的15%，那么超过30000元应该在至少前5%的水平。

3、维持25%及以上税率的税率级距，对高收入者减税幅度很小。取消年终奖个税优惠，更不利于高收入阶层，有测算称年收入100万元以上者，税负可能不降反增，而年收入100万元，至少要在前1%的水平上了，确实不是政策倾斜的对象。

4、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已经进入立法程序的房产税，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会有税收风险，只有极少数(5%以内甚至更少)的人会成为房产税的个人纳税人。普通老百姓们不必太操心。

从这个认识出发，就可以理解中央要加大扶贫力度，东部各省市、各行各业都有扶贫任务，都要有对口的扶贫对象。

全国平均月可支配收入不足1000元的人口还有接近5亿，广东省还有国家级贫困县，北京市周边河北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足2000元，这么大量的困难群众当然是最牵挂的对象;“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本就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所主张和设计的路线图，在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当下，已经实现了部分人的先富，带动后富的扶贫当然是国家所力推的事情。

从这个认识出发，就可以理解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

举个例子来说，从上海到西安最快的高铁不足6小时，而从西安到榆林最快的火车要6小时48分。榆林还不是个穷地方，人均GDP有9.75万，比浙江省的人均GDP还要高。榆林340万人民也有权坐高铁出行。除了榆林外，全国还有超过200个地级市(州)没有通高铁，甚至江苏与广东都还有5个城市、山东还有7个城市没有通高铁，高铁运营里程只有2.5万公里，还不到铁路运营里程的20%。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在非人口密集区，或者经济欠发达地区修高铁当然是不划算的事情，甚至修通以后何时能收回成本都未可知。但是，从社会价值来说，高铁可以更便利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可以便利人口迁移，甚至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会常有中西部地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去争取高铁落户的情况。从更高的视角来看，拥有高铁也是那数亿人民的基本权利所在。

三、从这个认识出发

对未来几年有以下几条猜想：

1、经济增长依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充分就业更重要，争取90%人心支持比前10%或者前1%的人支持更重要，执政基础得以进一步稳固;

2、中美贸易战是长期战略性对抗，不可能短期内结束，解决国内数十年来积累的问题远比应对贸易战更重要;减税降费放松管制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行，贸易战本身不可怕，只要自己坚持改革开放，被封锁是不可能的事;

3、经济需要出清一次，出清前可能会长期处于L型的底部;低端劳动密集型、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简单加工业的衰退不可避免，资本金不足靠借钱扩张的模式也将逐渐终结，很多产业将流向东南亚、非洲甚至东欧;产业转移才是常态，转进中国就不出去了，也就没人和你玩了;

4、以高铁高速公租房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加码，尤其是惠及山区和贫困地区人口较多的地方，要多算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相应的后果会是西部、东北、中小城市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人口会向省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集中，乡村人口减少会更有利于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人民富裕和美好生活，比个别地方经济扭转更为重要;

5、长三角珠三角会加速发展，成为超级城市群并带动沿江经济带和海西经济带发展，区域内人口将超过3亿，辐射人口超过5亿，GDP将超过全国半数;未来中国经济将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大城市群与成渝、武长、西郑、福厦等若干区域中心城市;

6、金融业去杠杆、严监管成为常态，对股票操纵、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将持续高压;套利型交易空间越来越小，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望稳步提高;

7、房产税、遗产税甚至资本利得税将陆续开征，对应的是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预期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下调到13%，企业所得税率下调到20%;税率下调的同时，税收征缴监管会持续加强，头部1%人口的税负感和税收风险会显著增加;

8、以大数据AI、经济全面互联网化、机器人和工程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科技投入力度会加大;而随着人口聚集度进一步提升，服务业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9、法制化重于反腐，立法进程会加快，很多政策要落实到法律中，以加大日后改变政策的难度，但也别期望反腐放松;

10、稳定和平的内外部环境尤其重要，对外强硬可能是被迫表态，妥协求稳才是常态，稳定依然是压倒一切的事情。
 

责任编辑：张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