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的人总能感受到书中放射出的“法拉奇”精神力量,她尖锐的提问、刨根问底的追击、毫不客气的挖掘,从不同侧面向采访对象包抄靠近,巧妙迂回地奔向“航行”的目标——采访的成功。
新闻采访不是学问,而是关于采访提问技巧的学问。美国《塔尔萨论坛报》的记者鲍勃·福尔斯曼说:“笔下的功夫不强照样能当一名出色的记者,但不善于进行采访是绝对当不好记者的。”这便是我们常讲的“七分采访三分写作”。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 战地记者。
法拉奇是享誉世界的著名记者和作家,以采访世界政坛的风云人物名扬天下,被誉为“世界政坛采访之母”,曾因采访邓小平而为中国人所熟知。
上世纪70年代,法拉奇先后采访过30个活跃在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其中有声称“不接受单独采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有“最神秘莫测的领导人”阿拉法特,有自诩为“一句话整个世界就能爆炸”的利比亚元首卡扎菲,有“带着冷漠和怒气生活,怀疑每天都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的约旦国王侯赛因等。
从这些人物的地位、名气和特点中,可以想象采访之难,然而,法拉奇不但一一完成了采访,而且把前南越“总统”说得痛哭流涕;伊朗国王巴列维当着她的面表示要摒弃女色;基辛格则后悔地说,接受她的采访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法拉奇尖锐犀利的提问技巧。她对这些政要人物的采访技巧是值得我们细细推敲并学习借鉴的。
新闻采访的基本技巧
1、充分准备,不同凡响的开场
如同高明的棋手重视开局,法拉奇的采访都有一个别致的开场。她曾说:“我的秘诀是开门见山,把气氛打开。例如我去问霍梅尼前早就知道他是独裁者,于是我开场就说:你是伊朗的新沙皇……”这种开门见山式的问法,单刀直入,迫使对方做出防御性反应,揭下人物面具,逼视其真实面目。
采访阿拉法特这个“神秘莫测的人”时,她这样开始的:“人们常常谈论您,然而对您却一无所知……”这句话既陈述了事实,又点出了矛盾。而在采访邓小平时则从邓小平的生日谈起,将严肃话题注入在轻松自然的交谈中。
这些开场并不是灵机一动的小聪明,而是法拉奇刻苦劳动准备的结晶。在采访前一两个月里,她总是阅读大量的有关材料并作出相应的笔记,尽可能地熟悉与采访有关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及其他情况,精心设计采访程序。
她说,采访前准备工作的紧张程度,“简直就像学生准备大考一样”。每一次访问,都是对她的“智慧和政治敏感的挑战,是不可能重演的事件,是消耗灵魂的一次人类实践。”
2、既予又取,巧妙处理矛盾
法拉奇说,采访是一场探讨事实真相的战争。探寻真相的过程是不断解决秘密与透明这对矛盾的过程。矛盾冲突在法拉奇的采访中随处可见,构成她采访提问中的锋芒。当那些政坛要员出于某种动机不愿讲明真相或闪烁其辞时,法拉奇总能使之无法绕过问题。
在采访基辛格时,她没有放过“基辛格是尼克松的助手,几乎比总统更出名”这一事实。她先是抛出这一事实,即“予”,抛砖引玉,使得基辛格虚荣心膨胀,说出自己“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的话来。
另一方面,法拉奇总是带着她的立场和感情投入采访,她与采访对象之间经常出现思想观念的矛盾,但她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回避矛盾,她甚至故意设置矛盾。
在采访伊朗国王巴列维时,双方就专制民主问题激烈争论,交锋中法拉奇一层层揭去了巴列维假民主的外衣,把他真专制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
3、追根究底,不达目的不罢休
当那些政界精英对法拉奇的尖锐问题虚与委蛇、回避躲闪加以敷衍时,法拉奇决不姑息模棱两可的回答,也决不会给对方任何逃跑的机会,她紧追不舍的发问经常把采访对象逼到不得不回答的境地。
例如采访阿拉法特时,抓住“是否对约旦和黎巴嫩宣战”、“巴勒斯坦的边界在哪里”等关键问题两次提问。
再如采访基辛格时,基辛格因为担心泄密而拒绝谈越南问题,当法拉奇提问几次后,基辛格终于发出了警告:“够了,我不想再谈越南了!”法拉奇便从美国与阮文绍之间的停战谈判切入提问,使问题深了一步,逼得基辛格第二次警告:“请您不要再叫我谈越南了。”
而法拉奇却激发式地问:“很多人认为您和尼克松接受那个协议实际上是对越南的投降,对此您也不愿意谈吗?”问题又深入一步,基辛格第三次发出警告:“我坚决彻底地抵制投降的说法,真的不要再谈论越南了。”
坚韧不拔的法拉奇见目的尚未达到,机智地以守为攻缓和了一下,把话题变成更大的主题“战争”与“和平”上,似乎从越南问题退却了,可谈了几句,马上又伸向主题:“基辛格博士,那么关于越南战争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我觉得您从来没有反对过越南战争。”
一句话将问题深入了一大步,逼得基辛格不能不对此表态了。法拉奇层层逼进的提问最终迫使基辛格就越南问题发表了见解。
4、巧设机关,分解问题“请君入瓮”
当采访对象正面拒绝时,她会采用迂回法,由远及近,引人落入圈套。
比如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个说法,法拉奇就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她先问:“你出身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澄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地道出他的“少许家产”。
如此一来,阮文绍是否真的如传言中的那么腐败,还是如他所言并不奢华,已昭然若揭。
采访基辛格时,基辛格讳言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的越南问题,在法拉奇直接询问“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没有得到回答后,她又把问题分解,提问到:“您喜欢黎德寿吗?”
得到肯定答案后,她又奋起直追:“跟阮文绍的关系,您也作同样的评价吗?”基辛格谨慎的言辞中流露出他和阮文绍的关系已不能用“亲密”来评判。他的回答,已不难使人预见美国以后在越南问题上将要采取的态度。
看过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的人总能感受到书中放射出的“法拉奇”精神力量,她尖锐的提问、刨根问底的追击、毫不客气的挖掘,从不同侧面向采访对象包抄靠近,采访不断深入具体,浑和圆满,如同一个舵手稳健地掌握着采访的“航行”方向,避开险阻,巧妙迂回地奔向“航行”的目标——采访的成功。
责任编辑:张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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