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抵抗与合作的夹缝里

“任何对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丘吉尔说过，战争呈现出的“国民性”异常复杂，令人玩味。这一点，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教授的《审问欧洲》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旨在引领读者全盘检视“二战”这段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岁月，可贵的是，作者拒绝任何形式的民族神话，他说，“任何对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对于欧洲各国来说，“二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和外交角力最终导致了一个苦乐参半的结局：纳粹德国战败，苏维埃政权挺进欧洲大陆。尤其是在中东欧地区，战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比此前纳粹对欧洲的控制影响更为深远，也在生活于这片土地上的族群的历史意识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记。

对于西欧来说，无论是被德国人占领的，还是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国家，当年对德国人的姑息纵容、与之共谋的行径，都难以被宽恕。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令人感到意外的曲折情节。《审问欧洲》一书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着欧洲人曾经亲历的往事。

寻着作者的讲述探求的真相时，你会发现，这既不是历史学家脑海中定格的历史，也不是被浩瀚的军事和外交史料所粉饰的战争故事。那些隐藏在抵抗与合作的夹缝中的，才是对于个人而言最真切的历史。

因何结盟

人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欧洲独立国家——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在1940至1941年相继选择加入战争，与德国为伍。原因有很多，有些国家害怕被德国军事占领;有些相互敌对的国家，为了获取德国的青睐而选择参战;有些国家参战的目的是急于争夺领土;有些国家则是因为羡慕德国优秀的人才和技术……

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能独立，正是得益于德国入侵了它们原来所属的国家。斯洛伐克以前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1939年宣布独立，约瑟夫·蒂索神父出任政府总理。克罗地亚曾经是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1941年4月在安特·帕维里奇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几个月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加入了战争，他们意识到，一旦第三帝国崩塌，他们的所谓“独立”也就告终了。芬兰在1941年6月加入战争，主要是为了夺回在冬季战争中被苏联攫取的土地。最终这些国家都被经济需求驱动，在被切断了与其他市场的联系之后，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站在德国一边。

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些国家与纳粹德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实质，是非常值得探究的。它们虽然与纳粹德国建立了同盟关系，但同盟关系却是异常地模糊混乱。而德国盟友的独立性，也给了他们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但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这些国家当时的领导人，以及与德国合作的公民，在战后要为自己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

战时欧洲还有另一类国家，就是少数中立国，它们与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时势的发展，以及各自政府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和取舍，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讽刺的是，尽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体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颇为相似，但这两个国家的独裁者，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采取了高度谨慎的政策。另一边，民主的瑞士和瑞典，似乎应该与纳粹势力形同水火，但两国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支持德国军工业，这至少是他们在战争的头几年中的态度，因为他们预见到，跟德国合作能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

用“顺从”或“被动顺从”这样的字眼，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很显然，有些人想在德军占领下过活，想在战争中毫发无损，想保持政治中立，他们从内心里抗拒“抵抗”的念头，担心这些举动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但命运无常，造化弄人，那些想要保持中立的人，结局却并不美妙。有些人被纳粹政府无端扣押并杀害，有些人在游击队袭击美国士兵的混乱中被无辜波及而丧命，还有些人在战后被当地的种族狂热分子逼迫认罪，更多的顺从者则是因为处处遭受排挤，没有出路，也得不到日常救济而活活饿死。

在“二战”时的欧洲，没有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安乐的丹麦生存，显然要比在波兰容易得多。因为徳国人用温和的手腕对待和他们有着近似血统的丹麦居民，而在波兰，没有谁能逃得过占领者的雷霆暴政。更糟糕的是，交叉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和苏联人，都热衷于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一边残酷压榨其他阶层。那些与德国联合或结盟的国家与德国达成了口头结盟协议，但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却很值得怀疑。

在伊斯特万·迪克看来，无论今天大量的历史著作和大众传媒怎样描述，纳粹盟国的政府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这就意味着，在这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个人或组织如果遵从政府的指令，就会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或推动或损害第三帝国的利益。

种族清洗

如今回顾“二战”，自然是绕不开“犹太人大屠杀”这个话题。纳粹为了淡化其中的血腥色彩，同时也出于防止泄密的考虑，把这项计划描述为“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事实上，第三帝国决心消灭所有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的。只不过有一些关键的节点，促使德国政府做出了迅即处理犹太人问题的决定，这些关键的节点本身，又是和当时正在展开的战争密切相关的，比如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以及东部战线的暴力升级。然而，作者并没有花费大量篇幅去讲述“种族灭绝之路”的细节，因为这些主题已经被史学界反复研究、论述过了。

在这本书里，作者试图以一种更宽广的历史视角，去捕捉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大陆遭受迫害的场景。这些场景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鲜有非犹太裔的欧洲人去帮助犹太人。

在战时的整个欧洲，只有两大族群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这几个选项中进行选择，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选择，而是因为德国人不允许他们选择。这两个族群，其中之一是波兰人，德国占领者除了需要他们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务、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犹太人之外，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进行政治或军事上的合作。另一个群体，不用说，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已经对他们集体宣判死刑了。

不过，纳粹眼里的第三大敌人——俄罗斯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虽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杀，其中有战俘，还有的仅仅是无辜平民，但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获准在徳国武装部队工作。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被动顺从的，但那些真正的合作者却另当别论。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提供保障，还借机清除本国的敌对势力。

而那些帮助犹太人、向他们伸出援手的团体和个人，包括一些德国人在内，实际上都是在进行着一种安静、隐蔽但高效的抵抗。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背景各异，有德国牧师、意大利外交官、法国主教，也有匈牙利警官、邮局职员、酒店服务员和的士司机，一直到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这些当年对犹太人施以援手的人，他们自身在战时的命运也是千差万别，如法国方济会牧师皮尔·玛丽设法弄到了数千份伪造文件，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为无数犹太人开辟逃生通道，但是他从未被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警察逮捕过。事实上，意大利当局还为他保护下的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可是，大量波兰农民家庭，却因为庇护犹太人而惨遭灭顶之灾。

根据估算，在德国统治之下，要保护一个犹太人的性命，需要大约25个人的力量，这个数字不是夸大其词。在整个欧洲，数百万人都在偶然间参与保护过犹太人，或者至少没有向当局告发。但是，还有数百万乃至更多人，尤其是生活在最残酷的德占区以外的人，本可以这样做，却没有这么做。

司法审判

1945至1946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战犯大审判，标志着一个世界联盟对纳粹政权的终极胜利。同样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还将树立一个典范，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这些主权国家的领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而在战后欧洲的其他地方，从挪威到希腊，从法国到苏联，几乎同时发生的政治、行政和司法清算，基本也都受到了纽伦堡审判的指引。

可是，纽伦堡审判只涉及了最主要的二十三名被告，就算加上多轮的后续审判，前后也只有大约二百人坐到了被告席上。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司法审理和政治清算，比如菲利普·贝当元帅在法国受审，所有曾隶属于荷兰纳粹党的教师都遭到解雇，所有的大规模清算行动，几乎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有些事件甚至还引发了社会动荡。

纽伦堡审判和当时在欧洲进行的其他数千场审判，仍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正义，但也让欧洲公民陷入一场困境，正如他们在战时处理道德问题时的左右为难一样。审判本身是众生寻求正义的最佳工具，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南斯拉夫，他们誓要根除战前的残余，所有旧制度下的通敌者和抵抗者均被视为腐败和失职。无论怎样，人们都抱着一丝希望，期待审判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有良知、更正派的政府，这大概也是当年战后的所有那些审判基本上都还算得人心的重要原因吧。

不过具体到个案，情况却又变得极其复杂。举例来说，加入一名塞尔维亚裔的民族主义游击队战士，手上沾上了其他国家游击队员和德国士兵的鲜血，那他算一个合作者还是民族抵抗运动的英雄?该如何评价希腊政客扬尼斯·梅塔克萨斯呢?他被迫在德国统治下出任希腊总理，据他解释，自己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本国利益，并且他在任也的确缓解了严重的的粮食饥荒。

毫无疑问，根据传统标准，扬尼斯是一个纳粹的合作者，但他毕竟也给战时希腊人的生活带来了希望，让无数人免于死亡。也许，说挪威首相维德孔·吉斯林是卖国贼(如今，“吉斯林”在西方语汇里就是“卖国”的同义词)是合理的，毕竟他在为德国效力期间没有给挪威人带来半点好处。但是，如果要用同样的名词来谴责为德国效力至1943年秋天的希腊前后三任总理，恐怕比较困难。毕竟，希腊当时已经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根本无力抵御德国的入侵，与占领者合作，总好过让自己的人民统统饿死。但有争议的地方在于，拉利斯和他的同僚最终没能改善希腊的危机。

简而言之，三位总理的追随者，视他们为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而更多的批评家则认为他们是懦夫。因此，这些国家被罢免的领导人受到的指控通常不是通敌罪，而是叛国罪。至于合作的问题，到了东欧就更是疑难杂症了，那里的侵略者和占领者都不止一个，有心合作的人还要决定究竟为哪个占领者服务。有些人选择始终效力于一家，有些人判断局势、权衡利弊，谁得势就效力谁，相比较而言，后者的生存概率更高一些。

在今天回顾这段距离当代并不遥远的欧洲史，的确令人唏嘘，好在暴力和朝不保夕的阴影，已不再是欧洲人的梦魇。
 

责任编辑：张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