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功：我看待中国经济，还是十年前的那句老话

对中国来说，2018年算的上是“多事之年”，在内外压力下，中国经济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全年增速统计为6.6%。

安邦咨询认为，中国在2018年已经处于一定程度的经济困境之中。在复杂的内外环境因素之下，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2019中国经济将面临“保6”问题，到了必须放弃一切犹豫，采取行动的时候。

放弃对“保6”的犹豫

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在10年内首次跌破6.5%。经济学家和新闻界可能更关注这个“第一次”，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观察重点应该从2013年往后看，自2013年以后，2014年、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一个很大的拐点，这个拐点呈现跳空下滑的态势。跳空的缺口接近于1/3，经济增速就像站在悬崖边上，没有止住脚步，一下子跳了下去，拉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隙。

怎么去看呢?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都是双位数，甚至一度高达13%，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率就更高了。一下子回到8%以下，中间拉开的空档是非常大的。因为经济增速的萎缩和变小跟总量是有关系的，总量越大，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背后的产值越大，每下降一个百分点都有巨大的经济损耗。

2019年真的是“保6”的问题，无论是统计的中期数据，还是最终结果，如果拿到的数据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经济增速低于6%的时候，基本一切都晚了。所以，现在的判断就非常重要。

现在必须放弃两个非常糟糕的犹豫：

一是，是不是真的到了“保6”的时候?保7%不可能吗?保6.5%不行吗?实际上，影响经济增速的变量非常多，这些因素都会改变，当然不可能只说“保6”。去年年末，中美贸易纠纷实际上是生产活动的加速剂，没有中美纠纷，企业还不会玩命搞生产、抢出口。但这是对未来经济增速的一个不利因素。内外环境，所有的压力都指向6%的经济增长率。

二是，“保6”有那么严重吗?实际上，“保6”的情况对中国来讲真的很严重。首先是增长的缺口太大，对比以往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完全拦腰一刀，这么大的缺口不好补，一定会有各种麻烦和问题暴露出来。

所以，2019年在“保6”问题上不能犹豫，不能再讲究辞令，云山雾罩了。

怎么才能够遏制住这种下滑呢?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相信改革的力量。因为要想遏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必须提供有潜力的市场空间，让大家有生意可做。如果没有新市场空间，遏制经济增速下滑就都是纸上谈兵，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现在看来，改革的状态并不完全跟企业界、商界所预期的那样一致，就会出现等待和观望的情绪，这些情绪和市场空间叠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现状。

为什么欧美国家2%很幸福

中国6%仍很痛苦?

放眼世界范围，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速往往在2%—3%之间，他们觉得经济活力非常大。为什么中国降到7%的时候，大家就受不了了呢?

美国是个发达国家，我们一般说发达国家就是指的OECD(世界经合组织)里面的那些国家，他们都已经完成了转型，从生产型社会转化到了消费型社会。

OECD国家的GDP总量里，消费占了非常高的比例，消费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但是消费的话，大家今年日子过得跟去年一样，就挺满意，如果说今年的日子过得比去年还要更好2%-3%，甚至是4%，那绝对更好、更兴旺，就是这样的状态。

但是生产型社会就不一样了，中国和很多发展中的国家，都是属于生产型社会，他们都是从过去的短缺经济里面走出来的国家和市场。这种生产型社会的特点，大家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去看，就会感觉非常深、非常清醒。

我们对利润的追求会仅仅满足于1%、2%吗?不会，越高越好。企业、产业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所以就会出现对增长率的高追求。

问题和麻烦在哪里呢?生产型社会的高追求会结构化，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已经适应了这种生产的方式。企业家坐在那里筹划，今年准备利润要增长多少，要卖多少产品，每年都是这样的。地方政府也会鼓励企业，说你们今年的利润能增长多少、能缴多少税，关心的也都是这些问题，而且是越高越好。

国家层面也是这样，你看发改委每年做的这些事情：铁路要建几千公里，公路要建多少公里，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很大幅度的增长率。这种高幅度增长率又跟人们的收入、政府的税收、政府的政策取向紧密挂钩，所以就成为一个结构化的状态。

大家都已经适应了这种方式，就像一个人每天适应了吃三碗饭，这个时候给他说每天只能吃一碗，他就会觉得饥饿难耐，觉得跟平常不一样了，自己还没吃饱。跟现在的经济，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这种结构化的现象说明了中国适应了高增长的体制，一下子转化成消费型社会，是很难适应的，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的转型期和过渡期，才能稳健地实现转型。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强调的就是市场，供应端就是面向消费和市场的。所以，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方向就是转向市场和消费。这种想法跟社会转型有紧密的关系，“十八大”“十九大”之后一直呼吁不要搞GDP主义，甚至统计局已经揽下了GDP统计，要求各地方就不要自己统计了。

挤掉水分，降低对GDP增长的关注，实际上这些政策取向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推动中国社会能够顺利的转型。但是现在来看，转型期的时间太短了，可能有点儿过于急于求成，整个经济体、企业、产业都还没有时间和充分的资源去适应这种转型，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构成了挑战和压力。

系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

需要大规模刺激政策

要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问题，中央可以考虑以大力度财政发债的方式，系统性缓解债务问题及多种发展约束。我们大致估计，如果要比较“彻底”地解决问题，未来中国可能需要30万亿至50万亿的增债规模才会有效。

这就是大规模“放水”，特别指出的是，我们通过发债“放水”的方式，不同于金融领域的信贷扩张。金融领域的扩张政策，要么来自货币政策太宽松，要么来自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二者都容易导致金融风险。而中央通过发行国债来“放水”，则依托于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信用。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家经济的信用扩张，还有不少空间。具体做法上，发行长期国债可以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越大，“放水”政策出台的可能性就越高。

提出“大放水”政策，绝不是为了解决金融紧缩，而是为了扩大中国的内部市场，也是为了扩大中国的消费。同时也为深化改革，或者扶贫等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工作，创造更多的空间，提供更多资源。

在面临外部贸易摩擦压力时，通过一系列政策来扩张国内市场空间，才是正道。是否“大水漫灌”不是政策重点，重要的是扩大国内市场。

中美贸易战，将会长期存在

坦率地说，中美贸易战大致还要纠缠1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中国国情没有改变的话。

现在的中国犹如过去的日本，美国经济社会内部进程改变的非常缓慢，所以它就把劲儿往外使，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靶子，日本则还未能从“失去的10年”中真正挣脱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战还会继续下去，在特朗普总统之后，也会进行下去。

没有什么真正好的解决方案，比的就是耐心、资源和彼此消长的态势。对中国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改革，过去说改革开放，很明显，改革是向外的，外商满意就好;今后的改革，应该是内向的，要改一些真正的领域，使之更加高效，老百姓满意才好。

比如随便一个一线城市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经济开发口子，每年得到资金有数百亿甚至更高，养老和保障每年仅能得到10个亿，差了10倍，这就是短板。要改就应该改这些，这是内向的改革。

至于中美贸易对抗，安邦咨询(ANBOUND)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要看五个关键点：

一是世界政治的大格局有没有改变?

二是技术进步有没有突破?

三是世界货币的大格局有没有改变?

四是意识形态与公民意识，也就是时代思潮，有没有转换和改变?

五是气候、环境与资源有没有改变。

如果五个关键点没有转折性的改变，那么贸易战就还会长期打下去，短则七八年，长则十几年。是否还会再长呢?我们认为也不太可能，因为通常一个历史周期没那么长，再长就会超过两、三代人了，世界各国都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

如果在上述多个关键点上出现重大的转折，将有可能迎来新的时代;如果没有变化，当前的贸易冲突时代将会长期化。

基建拉动经济的压力，要释放出去

自2008年4万亿投资开始，政府对基建拉动经济的热情十分高涨。高速铁路就是那个时期建起来的，一方面，我们享受了非常现代化的生活，同时钢铁、水泥、能源、煤炭等产业，又都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了一个繁荣期。

这两年基建热情依然不减，但关键的是，这种方式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是不可能整天建铁路，总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钢铁、水泥等都需要矿石，对自然环境是一种侵入式介入，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最主要的是，长期的基建确实带动了就业，但是经济主导权跑到了国家手里，基建项目一旦停下来，对市场经济的打击会更大，会陷入恶性循环。

从产业的角度看，无论公路还是铁路，基建项目都是一种物质化的债务，没有一条铁路或者高速公路可以在短时期之内收回成本，差不多都要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债期。通过借款方式从事基建，只不过把账面上的债务，变成了钢筋、水泥的形式。

这种形态的建设和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会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在历史上，这样做的国家有很多例子，都是作为经济增长危机关头的紧急刺激措施，而并非是常态下的做法。

就像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为走出困境，解决社会的动荡，也大规模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甚至一度达到了0失业率。位于美国加州的雄伟的胡佛水坝，也是在那个时期建立起来的，还有一些很大的新城市建设，比如说拉斯维加斯，当时也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建了一个很大的城市，但是建完之后不知道该干什么，就搞赌博了，就有了今天的赌城之称。

所有这些东西都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都有非常强的后遗症，所有这些东西都意味着大量的资本释放。其实各种各样的危机本身就是和资本有关系，都是资本推动和造成的，但是为了解决资本造成的问题，就释放了更大量的资本，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和持久的。

一些极端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始终主张释放更多的货币，拼命往下砸，甚至有人说开直升飞机从天上往下撒，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好经济学家并不过多地直接参与政策决定，更多地是做事后评论，否则一些决策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对政府、企业界而言，更关注的就是提前知道趋势，知道产业、政策、经济环境的未来走向，才能够规避风险。

从趋势的角度来看，依然是有很大问题的。在上个世纪中叶出现的这些问题，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战争，通过战争摧毁了大量的资本，然后重新投放资本，再去做，因为战争的耗费是非常高、非常大的。

《21世纪资本论》里面提出来的方法是——全球税，无非就是钱多，大家把钱拿出来，由发达国家去支援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我的想法跟这个差不多，但不是通过税收，而是通过制度和组织的改进，通过政府手段，来分配过剩资本和财富。

总之，你得想个比战争这种可怕的办法更和平、更温和的手段，来把过剩的资本消耗掉。就是把钱花掉，钱多也不是好事，没钱的时候希望有钱，钱多的花不掉的时候，也是苦恼万分地。

比减税更重要的，是市场空间

社会关注的降成本和减税问题，如果能做，当然可以，但从当前经济和财政情况看，空间可能不大。而且，普遍减税也没有意义。

最开始时候，在特朗普推动下，美国减税，一些西方国家减税。中国很多经济学者都毕业于西方，一看到自己学有所成的地方都开始减税了，就想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减税?就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想法，这些建议和想法与国内民粹的思潮结合在一起，对政府就构成了很大的压力，推动了政策走向了减税。

互联网上的东西，很多都是鱼龙混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理性的、非理性的，利益的相关方、利益的客观立场等都非常复杂，所以过于看重互联网的影响力，可能是一个问题。

减税的问题也是这样，这个事情的背景没那么简单，很多在西方国家有效的做法落地到中国来未必有效，而且中国社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需要政府财政给予一定的支持，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对财政有依赖性。

减税，政府就一定要过紧日子，一旦过紧日子之后，就要考虑三个稳定的问题：1、政治稳定;2、社会稳定;3、干部稳定。

这三个稳定关系到的层面和群体是中国社会最关键、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这三个点出问题了，那么中国社会很可能出现根基上的动摇，这是一个大事。

所以，过紧日子绝对不仅仅是号召那么简单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如果说真的过紧日子，财政有的地方已经提出了削减40%，有的削减30%，削减量都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紧日子究竟能过多长时间呢?我觉得这是大成问题的。

除了税费，最重要的是减社会总成本，包括房地产、体制障碍、政府行政等多个方面。只有这方面稳了，才能稳定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也能与消费提速的政策相统一。

政府不能跟着舆论走，“舆论制胜论”是要不得的，政府部门一定要冷静，还要有自己的定力和主张。减税就是这样，舆论很热闹，但恐怕除了金融以及少数行业之外，减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政府部门要真下力气，把现实经济环境中的重点成本组成摸清楚才好。

安邦和我这几年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像每个善于过日子的家庭主妇都会告诉你同样的道理，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节流就是减税，节流压力大，那开源有没有办法呢?我们认为是有办法的。就是要扩大中国的市场空间，要意识到市场的空间对中国未来发展发挥着绝对性的作用。

市场空间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年了，它是跟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相关联的，在中国熟悉、懂的人非常少。懂地缘的人，一般往国际关系方向靠，什么大国关系之类的，流于评论了，很多都是靠瞎猜。懂经济的又不懂地缘，对历史文明的进步，地缘空间等了解的非常少，举出一些经典学说，动不动就是亚当斯密、凯恩斯这些基本的东西。这样就很难跳出一种范式和固定的框架，在更大的范畴里面，在系统框架里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今后“不得不谋发展”

以缓解债务问题

地方债现在正在成为命门，招致清理整顿的极大火力，不但中央政府，就是金融机构也是紧盯着这一部分，众说纷纭之际，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知道地方债的实际内情?或是在数字之外，了解中国地方债的形成机制?

这些问题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矛盾，涉及到远期与近期的矛盾，涉及到发展与稳定的矛盾。分税制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是分灶吃饭的，中央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处理转移支付之外，实际都可算是举国之力的大事。

如果这些“举国之力的大事”越来越多，财权无法下移，资源无法下移，那坦率地说，基层地方政府将会愈发困难，而且地方债的状况很难改变，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说过去“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地方政府今后是“不得不谋发展”，因为发展还有一线生机，债务还有可能缓解;不发展，债务就成了死结，只会愈发严重，这些机制造成的矛盾和问题都不是金融清理整顿所能解决的。

至于解决办法，其实还是我们那句讲了 10 年的老话，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速度问题，做什么都不能操之过急，尤其是在矛盾突出的时候，更是要稳健，时间可以解决许多的问题。

中国的产业，可以瞄准这些地方

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年的问题，安邦做了很多研究。上一个世纪30年代，德国被迫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们把它看做一个历史模型，而不是偶然出现的现象。

当年为什么同时也出现了美国对德国的封锁?我们现在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今天，中国正做出坚韧不拔的努力，希望与美国取得一定的谅解，能够让中美贸易战停歇下来，这对企业家、中国商界有巨大的好处。中国商界没有任何道理不支持这些方面的努力，因为一旦努力失败，结果就相当不容乐观了。

市场空间究竟该在什么方向上拓展呢?这个争议非常大。从中国产能释放、资本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就是应该瞄准贫困地方和国家，那些年收入只有300美金的地区，比如说阿富汗、印度的贫困地区、孟加拉等，才需要一些消费级的产品。

而中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级产品生产国，现在的企业家，做生意最困难的是什么样的?还不是那种水泥、钢铁企业，他们主要是面临去产能的问题。更揭不开锅的是生产锅碗瓢盆这些消费品的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利润空间非常狭窄，甚至已经没有利润空间了，就说明产能过剩了。

如果我们把这些产业，放在急需的贫困国家去，一定会大受欢迎。这样的话，民营企业和过量的资本才能得到释放，相对来说能够熨平资本高峰，回避资本过于浮烂所造成的各种风险。

另外一条思路是瞄准有钱的方向。认为到了那些地方有钱赚，这样就盯住了海洋贸易这条线，因为海洋贸易周边自然都是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年开辟大洋航线目的就是这个。但因为涉及到一些竞争因素，一些有钱国家、发达国家针借此大规模反击中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个问题涉及很深，先不谈了。

未来世界竞争，是市场空间的争夺

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焦点，渐渐集中于世界市场空间的争夺，这是定位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和重点。市场是空间，空间就会影响地缘关系。未来“市场之战”一旦发生，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各国政策将会出现何种变化?可预测的情景如下：

一是世界市场因为“市场之战”的压力，逆全球化的盛行，而会出现破碎化。世界性的大型市场空间，整体的市场空间，可能碎裂成为区域的或是相对独立的市场空间。这也就是说，既然全球化无法继续，那么全球化沿着碎裂的方向逆行，渐渐可能为区域化所代替。如英国的脱欧，即为一显例。

二是小国全面依附于大空间市场。小国唯有抱团取暖，让渡一部分国家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因此小国失去话语权是必然的。在世界大多数有些经济基础的地区，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除了少数政治极端稳定、倔强，而且不怕穷的国家之外，如朝鲜。所以，TPP 这样的区域组织依然会有存在的价值，它作为替代性生存空间的价值将会被发现，这将会吸引若干小国以及察觉到危险的大国加入。

三是市场空间的参与者让渡部分国家利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欧盟和拉美，欧盟因为欧元的存在，实际参与国家已经让渡了货币主权，而拉美国家，因为地区市场的原因，也必须紧紧依靠美国市场，为此他们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愿意付出一定的国家利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利益而曾经反对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国家，却可能因此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四是世界“市场之战”的压力，以及逆全球化的背道而驰，快马加鞭，造成全球市场空间的瓦解，新的经济空间聚合只能是小型的、不稳定的。而划分这种小型的、区域的市场空间手段非常多元，包括意识形态、技术壁垒、环境壁垒、商品壁垒、军事威慑和政治联盟等等。世界各国被迫在压力面前纷纷选择性站队，以策自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最为困难的是原有在全球化方面比较激进的国家，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被排斥在外，会有四面楚歌之感。

五是均衡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实现。破碎的市场空间，切割了全球原有的产业关系、资本关系和资源关系，迫使更多的国家走向“自力更生”，以消耗国内资源为主，这将使得均衡更加难以实现，经济危机必然时隐时现，四处发生。
 

责任编辑：霍术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