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女权早已成为历史的21世纪,女性高管在大型企业中仍堪称“稀有动物”。尽管欧美国家多数企业里女性管理者得比例已经上升到1/3左右,但真正站到商业王国金字塔顶层的女性,还是凤毛麟角。
在美国,《财富》杂志2010年评选的500强企业中,有136家没有女性高管,其中包括银行、洛克菲勒等众多知名企业;在英国,富时100指数(FTSE 100)的企业里,启用女性出任CEO的只有4家;就算被公认女性地位很高的北欧诸国,调查也显示,在500个受访企业中,有女性董事企业的比例仅为 17%。
女性主义者会习惯性地将矛头指向男老板,认为性别歧视让“杜拉拉”们在跻身最高舞台的道路上遭遇“玻璃天花板”。不过,当代女性中层管理者遇到的问题早已不是公然歧视,而是更为隐晦的性别印象论。
调查机构Lynch & Post曾在750家美国大中型企业中进行随机电话采访,74%的受访主管承认,既定的刻板印象阻碍了女性在企业中的升迁,其中包括:女性不够坚强、侵略性不够或是侵略性太强、无法果断决策等。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安妮特·艾瑞斯则以自己出任多家企业董事的经历指出,男性和女性在思维模式上有先天差异,导致他们在研究重大决策时,往往站在不同的出发点。例如,女性董事在董事会上的提问角度经常与男性不同,她们会关注一些男性忽略的细节,喜欢追根究底,面对收购等决策时,表现也比男性更淡定。这导致不少男性董事、甚至董事长,形成了女性“难以共事”的错误印象。
事实上,性别印象的辐射影响更为深远。马克·扎克伯格的姐姐兰迪曾对媒体表示:“成长过程中,家里给弟弟游戏机,给我洋娃娃。”这种“女孩要像女孩”的观念导致许多女性在大学时就选择远离科技、金融等领域,因而失去了成为企业高管所必须的专业背景。调查显示,目前美国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中,只有不到20%是女生。
“人言可畏”也导致女性中层难以更上一层楼。哥伦比亚大学性别与政策项目负责人西尔维娅·安·休利特指出,2/3男性经理人不敢协助低阶女性经理人,而这些女性经理人中,也有一半不敢接受此种帮助。这种协助关系通常是年长位高的管理者,对较年轻的下属进行一对一的、工作场所之外的、下班后的辅导。如果是已婚男领导辅导未婚女下属,这看起来会很像婚外情。如果该女性事后得到升迁,人们会怀疑她的成功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不正当手段。
前英国贸易部长罗德.戴维斯也指出,许多企业的董事任命过程并不透明,很多人因为跟董事会主席很熟,就当上了董事。不过,董事会主席出于避嫌考虑,通常不会考虑与其年龄相仿或更年轻的女性熟人,以免惹来风言风语,除非她们是德高望重的业内翘楚。
当然,女性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回避的问题,就像Facebook的COO谢丽尔·桑德伯格所言:“女性往往需要在成功与讨人喜欢之间作出取舍,把自我怀疑当成一种防御机制。与其说是男性的性别歧视造成,不如说是因为女性自身缺乏自信。”
直至今日,非常能干的女性仍被笼统地认为不够温和,咄咄逼人,如果她不幸未婚或离异,更容易被贴上“女魔头”的标签。女性管理人员不得不比男性更多地分神于塑造个人形象,她们试图集“女强人”、“知性女人”、“好主妇”、“好妈妈”于一身,然而往往在这个超级女人形象树立之前,她们已经承受不了压力,或者难以平衡家庭与事业,选择了离开晋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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