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郑永年：再谈小平“南巡”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大事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今天中国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年后用南巡讲话看今天的中国现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搜狐财经特此专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

搜狐财经：这些年，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您怎么评价“小平南巡”的正面意义?

郑永年：再过几天就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南巡”无疑是当代中国改革智慧的体现，是我们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再次需要“南巡”那样的改革大智慧。

未来的历史会告诉人们，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或者“南方讲话”是中国当代改革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里程碑。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都是和“南巡”密切相关。“南巡”的意义在于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

中国的经济改革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整个八十年代都处于一种探索状态。在意识形态层面，内部并没有强有力的共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摇摆。在路线不甚明确的情况下，执行必然出现问题。除了最初的农村改革很为成功外，其他各方面的改革尽管都进行了尝试，但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进而，意在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进经济改革。邓小平的“南方讲话”成为当年的主导思想，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基本路线，而且表示一百年不变。

搜狐财经：确定了改革路线，那么改革目标如何达到呢?

郑永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1998年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等。更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中期之后的以“抓大放小”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制。“抓大放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所看到的国有资产的流失。但是没有这一过程，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出路。通过九十年代的改制，我们基本上实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经济结构，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在对外经济方面，领导层也在强大的民间的民族主义压力下，在“狼来了”的惊呼声中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制度上和世界接轨。

中国仍然需要经济改革，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线就是要实现这些目标。要确保这一路线的实施，政治是关键。近年来，人们为中国的改革提出了“顶层设计”这个新概念。但实际上，这个概念早就存在，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出来。邓小平推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在中央层面进行，他当时强调“谁不改革谁就下去”。

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巡”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或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社会层面，各种具有意识形态化的多半进口而来的思潮泛起，不仅没有为人们厘清改革的方向，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困惑。

搜狐财经：有人说经济改革伴随着社会改革，那社会改革是不是没有同步呢?

郑永年：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需要重大的突破。尽管我们提出了包括 “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目标，但需要把这些整合成一揽子政策，就象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政治路线一样。没有改革的共识，哪会有改革的执行力。

经济改革方面，也类似于“南巡”前出现的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严重失衡。这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很多年来的国有企业大扩张。九十年代中期，在“抓大放小”策略的引导下，中小型国有企业被民营化或者说中国式的私有化，而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得到整合而成为企业集团，另一方面也收缩战线，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而集中在那些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制也比较成功，主要是企业化和法人化。但是，此后，国有企业在改制方面没有进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再者，企业发展已经走偏了方向。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造成“国进民退”的现象。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而新加坡尽管也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但是国企是高度企业化和市场化的。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因为支持的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