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美国破产有中国 中国破产谁来救

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

希腊“破产”了，没事，还有欧洲诸国可以救援;欧洲“破产”了，没事，还有美国可以救援;美国“破产”了，没事，还有中国可以救援;中国“破产”了，没事，我们还有上帝……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在这一条传导链上，中国处在最后一环;但也可能感到绝望，因为俺们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够拯救。

中国是最后一环

2008年至今，刚刚好三个年头，2009年全面复苏，2010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2011年美债面临爆顶，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预言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这一定是“结局”?过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挣扎?

早在2009年，我曾经预见到这一天的来临。不是因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据历史“经验”的推导。《“知易行难”注定是货币政策必经困境》一文中这样表述，“有限的历史告诉我们”凯恩斯“牌机车只善于高速行驶，如果你的油不够坚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减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不要被经济暂时好转的迹象所迷惑;不要认为自己会比1936年的美国、1977年的日本更聪明、更好运。”

无知者无畏，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历史会告诉他们，生活中并没有那么多奇迹。今天，希腊也好，欧洲诸国也罢，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凯恩斯”牌机车油箱已经报警(堆积如山的债务消耗了所有动力)。至于中国，压根就没有“油量提示”这块仪表盘。经过三年的高速行驶，油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缓一时，而无法救一世。这一幕恍如当年美国、日本的政客们所遭遇的悲剧，在一年紧跟一年的巨额开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们”对于大幅增长的财政赤字皱起了眉头，开始快速缩减开支。1936年，罗斯福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是从执政者的角度，还是一般民众，都不会反对削减债务，这个决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可是，缩支和增税行为一旦开始，经济恍如被戳破的气球，好势头顿时烟消云散。信不信历史会重演?走着瞧!

希腊债务已经出现“技术新违约”，美国债务也面临着走向“技术新违约”的局面。除了缩支和增税，还有别的出路吗?答案是，没有!或许，你会说，中国经济不是早在2010年就进入了“紧缩通道”吗?没看到你说的悲剧上演啊?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最后一环，中国的财税收入傲视全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就没有过“不宽松”，只是由极度宽松回到适度宽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剧远还没有上演。

实用主义的痕迹

如果永远到不了终点，时速再快也没有意义。高铁如此，中国经济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经济增长，我们谈了多少年，已经记不清了。直到今天，终于为了“安全”，我们必须“降速”行驶。

中国经济的“显性”问题异常明显——依靠宽松货币拉动投资，推动经济高速行驶所引发的成本(人力、物力、环境)上升、通胀上升已经到了忍耐极限，这一套组合策略的边际利润已经下降至零。

中国经济的“隐形”问题同样突出——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地方债务堆积如山、围绕房地产所凝聚的利益集团势力庞大、金融风险由表内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变。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财富分配机制迫在眉睫。

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我们拥有庞大的居民储蓄，我们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我们拥有严苛的税收制度，即使多米诺骨牌最终推到中国，我们依然有足够的回旋空间，只要我们下决心做一些改变。“穷则思变”，倘若预料之中的“悲剧”能够让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共鸣”，那么，悲剧结尾将会演变为喜剧收场。这并非绝无可能。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谓“中国模式”，而是“没有模式”。以五年为一节点，不难发现，这个神奇的国度总能找到正确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机中。多数分析人士大跌眼镜的原因，在于错误估计了中国经济“转身”的速度。它一点都不像一个超级大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荣都在野蛮地生长，涂满了实用主义的痕迹。这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关。

讲一个小故事。1937年9月，钱塘江大桥开通，12月，日军逼近杭州必须炸桥。茅以升说只炸桥面不炸桥墩的话敌人几天就能修好。工兵说桥墩没法放炸药。茅以升随后说出的话吓死小兵：建桥时就预计要炸，我在第二个桥墩专门为你们设计了放炸药的方洞，炸药在桥开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国，尤其是基层，处处显露这种“转身”的智慧。张五常老先生也曾为基层干部能灵活解决经济难题而拍手叫绝。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智慧?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实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确”一小段时间;因为，中国环境复杂，各地点不一，基层干部必须尝试不同的策略方法来不断刺激经济发展，并没有一个长期贯彻的政策制度可供实施。

讲这么多，是要说明一点：市场亢奋时要记得风险，市场绝望时要看到希望。

回顾历史，再大的风浪我们都经历过，对中国经济的信心，是中国价值投资的重要前提。信心来自于对中国经济的深入了解，这需要充分的时间观察，而不是凭借表象累计而匆忙进行的判断。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国经济顽强的一面。不走极端，永远都有必要。中国“破产”了，谁来拯救我们?

靠自己，靠变化，靠发展。只有“让每一个中国人获得幸福而有尊严”的目标不变，其他皆可变。过去三十年，我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也将一路走下去。实用主义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面目”，做好准备迎接改变吧!

政府的“动物精神”更可怕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

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

但凯恩斯主义这种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大规模的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

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

根据正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字，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

创新驱动而不能政府驱动

政府作为现有规则的执行者和现有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更多的职能，但由于缺少制约，政府不断地延伸和扩大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逐渐转变成为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和秩序维护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裁判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Rent-making)，然后在市场上“寻租”(Rentseeking)套现。利益使然，裁判已失去了继续改革的动力，半管制半市场的现状是最理想的，深化和扩大市场改革会削弱造租潜力，他们也不想退回计划经济，因为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套现的场所——将权力转化为金钱的场所。

另一方面，民众对改革的失望也日渐增加。与经济繁荣并存的是机会的严重不均，贪污腐败盛行，收入两极分化。当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4上升到接近0.5时，民众开始质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怀念共同贫穷的计划经济年代，寄希望于一个强势的政府，以压迫性的手段“替天行道”、“劫富济贫”，实现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

一些人当然也看到了，正是由于裁判员下场踢球，“寻租”的暴利富了一批官员和商人，造成收入分配恶化，对策应该是政府退出经济而不是更多的干预。

但对策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常识告诉人们，政府退出经济将是一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而强化政府的干预往往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这样的社会成本、效益分析已固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对明君清官的期盼一直是民众生活勇气的源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以及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他们如此陌生，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政府。

中国也遭遇了转型的内在不协调性，经济已经市场化或半市场化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以及作为这些制度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旧时代。

转型经济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纳什均衡。无论多么稳定，这均衡注定要被打破。

社会已形成多元的经济利益格局，在缺少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和博弈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靠现存集权体制调解多元冲突，若调解失败则继之以强力压制，长期积累的矛盾最终可能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若政府以“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自居，一方面为资方平息劳工风潮，实行国内市场的关税保护，鼓励和支持大企业组织，提高垄断程度和垄断利润，另一方面，政府为工人建立包括医疗、工伤、福利在内的全面社会保障体系，缓和社会矛盾。

两面讨好的政策需要物质基础，政府必须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拿出更大的蛋糕，才能使劳资双方都感到满意。当国内市场无法支持经济增长时，对外扩张便是唯一的出路，民族主义自然成为堂皇旗帜。

除了外部冲突，内部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可能引发现有均衡的偏离。作为利益仲裁者和秩序维护者，官僚精英阶层不仅掌握了物质与金融资源，而且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他们必然要强化所有这些优势，在市场经济的三方博弈中，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在政府主导的转型中，对高增长的偏好是这个体系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政府推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现有的均衡因此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是创新，创新带来的效率的提高，在资源使用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可实现经济的增长。

创新的过程充满了风险，为了激励创新，要给创新者足够的回报，为此社会必须保护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以及从知识产权获得的巨大商业利益。社会也要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甚至鼓励创新者个性的张扬，允许甚至鼓励各种各样的奇想。

由这些条件所决定，创新的主题只能是企业家而不是政府，创新的主战场只能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办公室，创新靠的是制度而不是政策和规划。

同样从这些条件可知，传统社会仅有发明而无创新，若想实现创新驱动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乃必要条件。

人，我说的是你、我这样的人，你、我这样的凡夫俗子，乃世间的万物之灵。抬起你的头来，重拾你的信心，不要为你的“动物精神”而丧失勇气和尊严，因为所有的人包括那些组成政府的人和你一样，都未彻底脱离动物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想使这个世界更美好，“全靠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