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月8日,在由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举行的“东方论坛2012”,经济学家郎咸平做了“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谈到了自己读完马克思的书之后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本身,根本不是马克思这一生追求的目的,他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手段。同时,他也认为被誉为资本主义之父的亚当斯斯密其实是“社会主义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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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谈到了建国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问题,认为过分痴迷市场经济是现在中国目前“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主要原因。并主张把帕累托改进理论作为执政的标准,可以达到“藏富于民”。
以下是他的演讲,有删节:
今天讨论一个大家都很奇怪的问题,我和杨教授(杨瑞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都是吃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学者,我们怎么会有兴趣探讨社会主义的话题呢?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我们主要希望让大家知道到底如何理解马克思。但由于我的水平实在有限,因此在30之岁之前都无法理解这个人(马克思)的智慧,一直到我到了香港,差不多我也50岁,我跟杨教授)两个人经常喝咖啡聊天,透过对话来讨论马克思。
最后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共产主义本身,从马克思的著作里面我们察觉到根本不是他这一生追求的目的,他追求的是和谐社会,而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手段。
我们建国之后前30年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把手段当目的,从而给我们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
后来我们利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什么叫做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透过法制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积极斗争史。就是说马克思真正想讲的就是民主与法制,而且是从他的唯物辩证法里面推导出来的。
而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斯密是马克思跟列宁的前身,国父论里面从头到尾谈一个观点和马克思一模一样。他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劳动者薪资的衰退。他甚至向列宁一样大力搏击英国帝国主义,它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同时帝国主义本身的人民也被剥削。因此从他的书里面看来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根本不是资本主义之父,他是社会主义之父。
但是我想告诉各位一个结论,那就是亚当斯密的理念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透过一个手段达到更好的目的,马克思希望怎么做,通过民主与法制达到和谐的社会。亚当斯密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打造一个整体社会的利益。
最后我想请问各位来宾,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你把我的演讲都听懂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那太有意思了。我们建国60多年,前30年左派当道,极左,打的马克思共产主义为目的。后30年新自由主义学派,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为目的,认为这时候根本不需要干涉,一切推向市场化叫做改革。我们很多地方说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中国的改革风起云涌。全部希望通过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解资源的分配,最终会达到一般均衡跟最棒的福利经济学的境界。
这个极左派跟极右派给我们带来什么灾难吗?极左在改革开放之前既不重视民主又没有法制,民生凋敝,经济解体,社会僵化,最后由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以后透过所谓看不见的手,这种价格机能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是什么结果?房价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国企改革之后大家都下岗。因为价格理论本身这只看不见的手本身就是误导。
我们这个国家对所谓的看不见的手这个市场经济是最痴迷的,痴迷到什么地步,连你们各位朋友买菜,这个菜市场都是市场化的。举一个例子看看我们受到多少剥削。以上海为例,上海奉贤区五四农场生产的卷心菜卖到下游一级批发市场三毛,当天卖到隔壁二级批发市场七毛,当天卖给消费者一块二,我们研究人员到现场量了一下聚集,从一级批发到二级批发到零售,总共距离一公里,当天完成的交易有三毛钱涨到1块2。中间的九毛钱是什么?我们做了调研发现,全部是政府的税费包括进场费,摊位费,工商税务城关卫生。一斤菜老百姓要付九毛钱。
回头看看香港,香港有93个菜市场,谁是老板?香港政府。香港是个英国殖民地,这个菜市场怎么会是香港政府持有的,对的,就是香港政府持有。因为当时的英国政府非常理解什么叫做市场经济。香港政府收购了93个菜市场之后,菜贩子只要交水电费跟象征性的摊位费,其他的税费全免。在香港过日子还是比较好过的。十年之前香港老百姓要到深圳罗湖打酱油。现在反过来,深圳老百姓到香港去打酱油,为什么?香港物价特便宜。
从小故事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国家迷信市场经济的结果,迷信所谓看不见手的,结果什么都推向市场化,最后老百姓反受其害。谈到一个非常可悲的话题就是你为什么越改革越糟糕。
我们市场化的改革是这场改革最后图利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大多数人承担。请问这公平吗。而且微观学理念,所谓亚当斯密这个价格理论理念他所有追求的统统是小利,不想公平。什么叫一般均衡理论,那就是价格两块钱,资本家拿4%,工人拿四块钱就是最有效的一般均衡理论。仔细研读微观经济学到最后你只重效率不重公平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问题。只有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还说了一句人话,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这句话就是我05年12月份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的趋向呢,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彻底的放弃极左跟极右的思维,因为极左跟极右都是拿手段当目的,极左奉承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就是手段,而我们分析的马克思追求的是和谐社会,方法不是共产主义,是法制与民主。亚当斯密他也是一个悲天悯人的社会主义学家,他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且手段就是看不见的手。我无意否决市场经济的重要,因为在某些领域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迷信市场经济,因为从今而后我倒认为微观经济学里面最后一张福利经济学里面谈到的帕累托改进可以作为我们执政的标准。就是我一直呼吁的偿富于民。如何检验你藏富于民,你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像邓小平所说,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
今天透过这本书希望给我们整个社会和国家带来一个新的思维,我们不管怎么讲经过我们大量调研结果,至少我们目的都是一样,就是我希望我们政府未来的执政目标是以公平为先,效率次之。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是马克思以及亚当斯密他们追求的是真正和谐的社会,一个真正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手段是法制、民主、市场经济。我也相信如果能够照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藏富于民这个目的应该是不难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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