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三亚、厦门等地曝出“宰客”丑闻,给喜庆的节假日抹了点黑,给那些美丽的旅游景点添了些恶名。
“宰客”丑闻看上去发生在个别地方,实际上很有普遍性。大家想想,从北京到广州,从丽江到漠河,哪个地方没有发生过以旅游之名欺负外地客人的事情?虽然不同地方“宰客”的手段方式有差异,“宰客”的凶狠程度有区别,但大恶小恶都是恶,这样普遍性的丑陋现象确实到了必须认真整治的时候了。
有很多人以为,“宰客”现象的发生责任在政府,在具体的景区管理部门和一些执法部门。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
以海南省为例:当初海南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就有人质疑“海南是否准备好了”?质疑的理由是,尽管海南拥有国内首屈一指的优质度假旅游资源,但该地的旅游服务和旅游环境水平与其他地方相比,也是出了名的差。那时人们就一再强调,要想把“国际旅游岛”建设得像个样子,海南必须重视软件建设,包括人文环境、度假氛围、旅游服务、景区管理等等方面。糟糕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海南换了几任领导,旅游业欺客宰客的顽疾却“病势”不减,反而有肆无忌惮的趋势。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如何面对“是否准备好了”的诘难?如何面对责任的追究?
当然,在大众化旅游时代,把“宰客”现象屡禁不止的责任全部归咎于政府,也缺少说服力。在中国社会中,历来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说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地区差异条件下,本地人与外地人习俗不同,信息交流困难,难免出现一些误解。比如,侯宝林先生曾在《戏剧与方言》那个经典段子中提到过,北方人去上海在理发时将“汰一汰”听作“打一打”,以为对方要“打人”,就是个典型的误会。但如今我们所说的“宰客”现象,其背后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几乎在许多地方,特别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普遍存在一城一地的人瞧不起其他地方人的“地域歧视”、城里人鄙夷乡下人的“阶层歧视”,以及由上述歧视引发出来的“小地方”的人报复“大地方”的人的“反向歧视”等意识。如此相互歧视,自然会互相“挨宰”,你做初一,他还十五,种种“欺生”、“宰客”等等陋习的发生便成为常态。
“欺生”、“宰客”之类的行为,可以认定是不讲诚信。而不讲诚信的本质原因,可以在道德的范畴中查找。中国人讲道德规范,首要的是“仁”。按华裔学者孙隆基的观点,“仁”之一字,重在“二人”关系。也就是说,任何个人必须在与另外的“其他人”打交道时,才能表明是否够仁义,以及仁义的程度水准。
一个道德足够高尚的人,不仅对家人朋友,对“自己人”、“熟人”要诚实守信,要谦和宽厚。对与己无关的“他人”,对素昧平生的“生人”,对偶一相逢的“路人”,同样应该待之以礼,相诚不欺,甚至乐于相助。反之,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在“熟人”圈里道貌岸然,面对“生人”就要暗中算计,其道德品质一定有问题。若是某个人不论“生熟”,见人就“黑”,此人的德行一定是等而下之的。
由此而论,某个地方是否存在严重的“宰客”现象,检验的不仅是那个地方的政府管理水平,同时反映出的是该地方民众的道德素养。假如“穷山恶水出刁民”还可以理解为客观原因太差所导致,那么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明火执仗地“宰客”,只能说那个地方的人主观方面出了问题。(高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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