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方百计让自己“穷”起来(2)

被“异化”的“贫困”

一位邵阳县人大代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02年，邵阳县成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当时邵阳所有单位均被要求放爆竹庆祝，全县烟花爆竹全都售罄，连邻县的烟花爆竹都被抢购。县政府为放烟花，耗资近50万元。

为了向客商证明投资环境优良，邵阳县在宣传材料中特意强调，来邵阳投资的企业，“不但可以享受革命老根据地、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西部大开发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还能享受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优惠政策和县财政纳税奖励政策、行政性收费减免政策。”

邵阳县扶贫办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将贫困县的称号称为“金帽子”，唯恐失去，并且，“请求继续将我县纳入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扶持县范围”，并称这是“百万邵阳人民的强烈愿望，更是10万贫困群众的现实所需”。

不过，在经过9年扶贫开发之后，这个县的贫困问题仍然突出。2009年，县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只有全省人均水平的28.5%和48.8%，160个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上学难、就医难、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等问题。

在一份招商宣传资料中，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自豪地宣称，江华政策优势明显，是湖南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还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革命老区县、湘西地区开发县和比照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县，是国家各类政策扶持的重点区域。

正是因为这些扶贫资金和优惠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江华县出现了先努力脱贫，又努力戴“贫困”帽的怪现象。

江华瑶族自治县是上世纪80年代确定的国家贫困县。据媒体报道，到1991年，该县仍然有数十个乡寨不通电、不通路，甚至连基本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但1991至1996年间担任县委书记的周永亮却为“政绩”，吹嘘称江华的人均收入每年都是以500元的速度增长，1994年江华瑶族自治县国家级贫困县帽子被摘掉。正是凭着这些“能力”和“政绩”，周永亮于1996年官至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因腐败“落马”。

一位当地干部调侃说，周永亮调走后，他的继任者经过6年“艰苦奋斗”，终于在2002年又让江华县重新戴上了“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帽子。他认为，“如果作为国家级贫困县，一直得到国家的资助，发展要快得多。”

或许正因此，在“庆祝新邵进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事件后，一位名网友在猫扑发帖说，“当我看着网民朋友笑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你伤到的，不只是我一个新邵人的心啊!”

“标准”与“争取”

如果依照最初“贫困县”的定义，获得“贫困县”的称号似乎并不用争取。

1986年，中央政府第一次确定了国定贫困县标准：1985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老区县，给予重点照顾，放宽到年人均纯收入300元。

1994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时，中央政府重新调整了国定贫困县的标准。以县为单位，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

依照这样的“杠杠”，统计数据几乎是唯一的标准。

1994年8月，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给李鹏总理和国务委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陈俊生写信，请求为湖南增加5个国定贫困县。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认为，国定贫困县数额已向国内外公布，不宜变动，考虑到其中三个县有实际困难，经国务院有关领导批准，作为一个特殊问题，从1995年起，将1994年新增的以工代赈资金向这三个县延伸。而另外两县仍由湖南省重点扶持。

但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开始，国定贫困县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代后，认定标准变得十分复杂，加上实行“省负总责”的原则，“国家扶贫重点县”的认定改为“由各省人民政府确定具体县，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核、备案”，各地由此有了“争取”的空间。

《邵阳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为将该市8个县市一举申报国家武陵山集中连片扶贫攻坚重点县，2010年初，市县党政领导成立领导小组，积极制作申报材料和宣传光盘，修改规划方案提交上级部门。同时，市扶贫办、市发改委等部门“走上去，请下来”，一边多次跑省进京，向上级部门汇报邵阳进入武陵山片区的客观理由和迫切需求，一边邀请中央和省部办委专家到贫困地区实地走访。

发动同乡，已成为各地跑项目、争政策的主要策略之一。在《邵阳年鉴》所记载的领导到访、视察记录以及邵阳市和所属各县市接待办的接待台账上，每年来访的老乡、领导络绎不绝，在北京、长沙举办的同乡联谊活动十分频繁。

新邵县政府官方网站曾发表文章《新邵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以“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形容这次“成功纳入”的不易。

2011年7月1日，新邵县委书记伍备战在讲话中提到了“申报的艰辛”：“这几年，为了争取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和武陵山经济协作区这两大政策，我们不图个人升迁，只想百姓实惠，特意压低了一些经济指标，并且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衔接协调工作，可以说是受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委屈。”

其实，对于这些贫困县来说，获得称号、戴上“帽子”，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只意味着取得了政策支持的资格。对于“帽子”背后具体的项目资金，还需要县里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来申报。

为了争取各种项目，各地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数年前，为争取沪昆高铁过境，娄底、邵阳两地曾展开激烈交锋。邵阳通过省里的邵阳籍领导获得时任铁道部长刘志军的支持，邵阳网友亦展开万人“保路行动”;而娄底则成立“护路联盟”，发起十万人签名，娄底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四处出动，向省里陈情，个别退休老干部则声言若“护路”失败将“卧轨”。

湖南省桃源县老区办对此深有感悟。在获得“革命老区县”称号后，该办在一份文件中说，“优惠政策和扶持项目不是大锅饭、人人有份，而是有限的资源、激烈的竞争，必须抢前争先，先人一步。”作为新获批的老区县，“名气不如别人大，套路不如别人熟”，要想争得更多的优惠政策，获得更多的项目支持，各职能部门要抓紧与上级衔接沟通，找准关键部门，打通关键环节，有项目的争项目，没项目的挂上号。

邵阳市为了争取市区上沪昆高铁邵阳北站高速公路项目，从2009年下半年起，市委书记童名谦等党政领导，亲自到省里向主要领导汇报争取。最终，“省厅和高管局领导为我市争取项目的精神所感动”，决定将需两年完成前期工作方可开工的项目，压缩到半年完成并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