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对万科的管与不管(2)

但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万科无意当中发现，有很多进入市区的项目，要参加老城改造，类似于纯住宅的大盘已经没有了，纯属商业组团的也没有了，万科还做不做呢?万科的结论非常清楚，做!当然万科就要做包括商业、酒店、写字楼、商城在内的项目，这方面不存在分歧。

但万科当时进入市区，我当初认为万科是拿不到市区的地的，万科现在越做越大了，郊区的大盘现在越来越少了，甚至没有了，就必须进入市区。而万科这段时间都是由管理团队在把握的，现在这个时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做不做呢?我可以明确表示，万科董事会的决策是，做!但万科以前是没有这个经验的，怎么做呢，由管理团队决定。

所以说，作为董事长，我跟管理团队之间究竟有没有分歧，可以肯定地说：有!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肯定会有。至于出现分歧的时候，我的意见是否会得到尊重?我的回答是，我说的话他一定会考虑，但这不等于我的意见他一定听。我的意见已经不止一次被管理团队否定，他们认为我的理解是不对的，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会以欣赏的心情去接受。

公益慈善应国际化

中国人喜欢讲“志同道合”，对我来讲，其实可以“志不同道合”，也可以“道不同志合”。

《中国经营报》：在企业管理的用人方面你是怎么把握的?如何理解职业经理人的精神?

王石：用人方面我的大原则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首先对人一定要有怀疑，这种怀疑是制度性怀疑，人是有自私的一面的，他会情不自禁地犯错误。关键是怎么避免犯错误?这就需要制度性的东西来检查和约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或者减少错误的发生率。第二就是一旦你用了他，就必须信任他。用人还怀疑他，这是绝对不正常的情况。

中国人喜欢讲“志同道合”，对我来讲，其实可以“志不同道合”，也可以“道不同志合”。当然既是朋友又是同事那更好，但是我会对可能成为朋友的同事稍微疏离一些，因为这样处理事情的时候就有个度。什么是职业精神、职业操守?就是这样的，如果把感情用在做事情上，事情就会很难做。

至于说用什么样的人，用不用故意迎合我的人，其实不在于这个人是不是迎合你，关键在于企业的文化氛围，如果说企业的文化氛围就是迎合的、说假话的，那这种现象就没办法改变。在万科，你说我的下属会不会迎合我，应该也有，毕竟我的位置在那里。迎合是人类的本能，问题不在迎合，而在迎合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经营报》：你一直很少参与商业活动和广告代言，这次参加你为克莱斯勒代言，你的代言收入也是捐赠给泰国的一个慈善基金做公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考虑?

王石：我在2000年的时候接了第一个广告，之后万科公关部门拒绝了很多公司找我代言广告的邀请。后来在2006年左右，摩托罗拉也来找我，当时万科公关部门也表示拒绝，但摩托罗拉不甘心，说这到底这是不是王石本人的意思，只要王石本人亲自说出拒绝这句话，那他们就放弃，他们找到了万科副总裁肖莉，肖莉觉得我可能会感兴趣，她跟我一说，我就答应了。

这次为克莱斯勒做代言的原因有三个。第一，我有好奇心，到底拍广告是怎么回事?我想弄明白。第二，我本身不是一个自由人，并不是个体职业者，我是万科的董事长，我要考虑到代言可能给公司带来的影响，我觉得这只会给万科加分，而不会减分。第三，不仅仅是现在，就是未来，这次代言对万科来说也是加分。有一些高科技的企业找我代言，我可能就拒绝了，因为现在那些行业可能很热，明年泡沫一破裂，公司垮了，到时就有人说万科董事长代言的那个企业都垮掉了，这是我要顾忌的。当然，我的个性喜欢探险、挑战自我，也喜欢吉普，所以我很自然就接受了克莱斯勒的邀请。

事实上，这次代言也是我在哈佛学习的一个感受。我在哈佛学习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中国的企业家，不管老一代企业家还是新一代的企业家，做慈善做公益都是一致的，但是和国外的企业家相比，我们还是基本停留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样的层面上。

在欧洲、在美国，企业家做慈善做公益，成立的基金不在于大小，但考虑的都是国际性的，不是说法国的企业家成立的基金就在法国做慈善和公益，美国的企业家成立的基金就在美国做慈善和公益，只要成立公益基金，马上会考虑在亚洲、非洲或者南美洲等地方去做公益。

中国从陈嘉庚老先生到新生代的企业家邵逸夫、李嘉诚等，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家们，做公益慈善都多少会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色彩，诚然中国发展也不平衡，贫穷的人也很多，我们在国内做慈善和公益有很大空间，但我觉得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我们的视角不应该只局限于国内，要有国际性的视野。

王石简历

1988年起

任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9年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任公司董事长

1984年

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任总经理

1974年至1978年

就读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广州铁路局、广东省外经贸委、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

1968年

服役于空军汽车三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