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博弈难达共识 全国流通会议再延

全国流通工作会议或将再次延期。这也是流通领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高规格的会议第二次推迟。

“会议相关资料已经准备完毕，但目前尚未确定会议召开时间。”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会议时间将由原计划的两会后的3月份变成4月，如果条件不成熟，甚至可能延至5月才能召开。

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在围绕流通领域改革的多项措施上，各部委难以达成共识成为会议延迟的主要原因。

部委博弈

本次会议将由国务院主持召开，因此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规格最高的一次全国流通工作会议。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据记者了解，此次会议上将涉及出台一系列促进流通业发展的“真金白银”的政策，以推动消费增长。目前各大券商已经将此次会议列为近期重点关注的政策动向。

在此次会议筹备期间，国务院已牵头多部委组成专题调研组，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税务总局在内等16个部门组成的8个调研组赴上海、江苏、辽宁、河南、广东、北京、山东等省市进行调研。

调研的重点之一就是如何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在调查当前流通业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从财政金融支持、市场监管和法律法规等方面提出有具体要求的政策建议。年初，商务部就调研情况汇总分析，形成了关于国内贸易发展规划若干意见报告初稿。

然而本应于今年2月召开的会议却一再推迟。

“一是因为这是国务院召开的会议，要看领导时间的安排，二是目前文件仍然处于会签阶段，需要相关部委进一步的协商处理。”前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如果协调困难，不排除延至5月份召开的可能。”

据记者了解， 各部委之间对于主要政策的实施意见，难以形成共识是会议延期的主要原因。

“商务部提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物流企业用地征地优惠政策，物流企业增值税改营业税的改革，以及对流通企业实现跨区域的统一征税，避免重复征税等。”这位知情人士说。

“这些政策用意是想降低物流企业成本，减轻物流企业负担，提高流通效率，然而在具体实施上，相关部门提出了不同意见。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今年经济和税收增长速度的背景下意见偏向谨慎，对于资金如何监管表示担忧。”前述知情人士指出。

甚至对于物流业该如何界定，各部门意见也不一致。商务部倾向于商业流通领域中的批发零售环节，也就是狭义流通领域，因而这次提出的政策和措施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而医药流通领域则暂不涉及。但同时，有关部门却提出，既然流通业会议上升至国务院主持，应借此机会将探讨的范围扩展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流通业和物流业。

成本争议

各部委围绕扩内需政策的博弈，终点其实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即究竟是哪个环节推高了零售价格?只有找到了答案，所推出的政策才会有针对性。

“流通企业各项税费较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有一些观点认为，商业流通企业为了转嫁成本推高了物价，我认为把物价高的板子打在商业流通企业身上是一个误区。”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填对记者说。

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因为超市收取了进场费，迫使生产供货商将费用转嫁到价格中，最终推高了零售价格。对此逻辑王填并不赞同。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填甚至在湖南步步高连锁超市做过一次测试。他宣布不再对供货商收取进场费，而是根据实际销量的多少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采用实销结算付款方式，相应缩短了账期。这样一来，供应商在交易中占用资金大大减少，运作风险和压力减轻了。

然而半年后，王填发现进货价格基本没变，步步高的让利不但没有让供应商降低出货价格，反而损失500多万元的利润。

王填向记者提供的一组数据则更值得关注。2009年，11家上市零售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仅为3.15%，而与此同时，另外13家上市供应企业平均净利润率则高达18.96%。显然，商业流通企业并不是高物价的主要“推手”。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分析，引发高物价的原因很复杂，如成本因素、货币因素、物流因素等等，进场费只是其中较小的一个部分，控制物价的思路还需向更多环节要答案。

而这其中运输物流环节成为眼下一个关注的焦点。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运输型物流企业过路过桥费平均支出为4459万元，占运输成本的34%。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宋则向记者分析，目前流通成本出现趋势性的变化，是在流通成本中，商流成本所占比重下降，物流成本比重上升。在物流成本中，仓储和管理成本所占比重下降，运输成本比重上升。

2011年和2010年我国的物流成本占了GDP将近18%，而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仅为8%~10%左右。如果物流成本能下降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将能够为商业流通企业“减负”一半左右。物流领域成为国内“营改增”试点的首选行业，表明这一领域已经成为调整的“桥头堡”，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也有物流企业告诉记者，交通运输业采用11%的增值税税率代替了过去营业税3%的税率，企业实际可抵扣项目并不多，所以感觉企业负担并没有减轻，而且随着成品油调价，物流成本难以下降。

在这类市场性因素之外，不容忽视的是仍然存在的体制性因素。赵萍表示：“目前我国高速公路运营采用的是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方式，如果要降低这方面的物流成本，就不仅仅是发改委、商务部两个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中国投融资体制需要改革。”

“从体制和政策视角看，流通成本还可以划分为经济性成本与体制性成本。前者属于流通领域正常经营活动中所必然发生的成本，属于不可避免、需要补偿的合理成本;后者则是由于管理体制和政策缺陷引发的不合理成本。前者是设法降低的问题，后者是坚决剔除的问题。”宋则表示。

“大部制”引讨论

近期流通业改革明显提速，鼓励引导流通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密集出台，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刺激消费。

2011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发布了《商贸物流发展专项规划》，并成为国务院《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提到的六大专项规划之一。

紧接着在去年10月，商务部、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关于“十二五”时期做好扩大消费工作的意见》，明确扩大消费是“十二五”期间商务工作的重要任务，重点是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高效安全、利产惠民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3月25日，宋则领衔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商贸流通研究团队刚刚发布了一份《我国商贸流通服务业战略问题前沿报告》，报告分析，当前国内种种结构性矛盾很难再久拖，经济增长动力已别无选择，只能更多依赖国内消费。

但是要在如此复杂的局势下加快我国经济转型，还面临许多深层困扰。其中从商品流通领域入手，是解决或促进解决国民经济中的一些突出问题的重要思路。

我国商品流通已具有庞大规模。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47.2万亿元。与此相对应，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8.4万亿元，生产资料销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达到160万亿元，在商品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达1.2亿人之多。

但一些重要政策的出台涉及到各个不同部门的职责，目前缺乏一个高层次的协调机制也成为影响政策出台的因素。

宋则提出，要围绕战略重点，最重要、最有效的战略举措就是按照“大部制”的思路大刀阔斧地深化改革、精简机构，在转变职能基础上实施商贸流通服务业相关管理机构重组。

而在赵萍看来，目前流通领域的一些问题并非出在流通领域本身，而是国民经济矛盾在流通领域中的反映，应该从更高层面通过相关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投融资体制改革、货币政策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