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闹”必须引入第三方

今年以来，各地医闹现象频繁发生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3月23日发生了哈尔滨刺医案，致一死三伤;4月13日在北京连续发生两起刺医案，两名医生中刀，生命垂危;5月2日，陕西横山百信医院40名医生给死亡患者下跪。为了遏制医闹日益猖獗的趋势，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要求做好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两部门的措施应该有助于遏制医闹，因为不管医闹背后有多少深层次因素，对明显违法乃至犯罪的行为，必须依法予以惩处。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医闹，还必须破解医患矛盾的深层次问题。仅就公共管理而言，找到合格的第三方，是扭转目前医闹成风的关键。

全世界都有医疗纠纷，在发达国家，由于全社会普遍重视人权保护，涉及个人身体和生命质量的医疗过程，一旦发生闪失，患者及其亲属的反弹比中国更大，赔偿金额远比国内高，却很少见到像国内常见的那种医闹，直接伤害医护人员的惨剧更少，“医生集体下跪”则闻所未闻。同为地球人，区别何以会如此之大?除了发达国家法制健全，各方行为较为规范之外，主要因为存在某种让纠纷的双方脱离直接对抗的第三方机制。

医患纠纷通常属于“双方对峙”类型，其特点是情绪直接对抗，利益此消彼长，除非双方力量悬殊，否则非常容易互不相让而导致冲突升级。引入“第三方”，居间调停双方的对立和冲突，成为最常见的选择。

在社会宏观体制上，法制是最根本的“第三方调停机制”，法官的裁决因为既公正又具有强制性，容易得到两方的接受。问题是，国内也有法律和法院，但为什么双方不上法院解决，或者上了法院又不接受裁决?医闹盛行意味着法律缺席，这又是如何发生的?从卫生部联同公安部一起发通告来看，显然主管部门相信公安的“维稳”强制力，要胜过相信法律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有效性。

法律何以失效，有法院自身的问题，这里不做展开。仅从医患纠纷本身的特点来看，在具有高度技术性场合，法官必须得到专业人员的支持，否则无法判定。所以，要让法律成为调停医患纠纷的“第三方”，必须先引入医学专家的“第三方”，即在不同于当事医院和医生的专业机构来作出公正客观的医疗责任鉴定。

问题在于这个第三方由于其专业身份，本身就属于医学共同体的一分子，在“圈子现象”明显的中国，鉴定机构能否跳出圈子的狭窄利益，作出符合实际，让各方口服心服的鉴定结论，不要说患者一方心有疑虑，全社会都不敢过于乐观，这是医闹尽管为公众所不齿，但患者一方仍能获得基本同情的原因。所以，要让鉴定机构成为合格的第三方，还需要引入第三个的“第三方”。

自古以来，一切“圈子”无非利益圈子，圈内人相互偏袒无非利益照顾。所以，要让圈内人放弃偏袒立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利益转移出去，至少使之不那么直接。鉴于医疗行业的高风险，国外普遍采取医院和开业医生购买商业性医疗事故保险的做法，一旦发生医患纠纷，鉴定下来，确实属于医护方面的责任，保险公司会负责理赔，不用医生自掏腰包。当然理赔多了，保费也会提高，这同汽车保险一个道理。医生付出保费，看上去也是一笔支出，但无论从金额上，还是心理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保险能够解决问题的内在机理是引入了“不确定”概念。一个医生即使一辈子没出过事故，但只要有一次，就可能赔完。所以，想方设法推卸责任是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正常策略。现在有了保险，每次事故的责任就由医疗行业共同分担，落到任何一个特定的医护人员身上的负担，就大为减轻。尽管当事医生仍有可能不愿意承认失误，毕竟于名声有碍，至少情绪对立可以大大舒缓，因为赔偿的压力不那么大了。

说到这里，医闹越来越成为简单的“保险精算”问题。为什么中国医生不主动购买医疗事故保险?是医生收入不够支付保费?是保险公司经济上划不来?是保险公司业务能力不足?是主管官员还年幼，只知道请“警察叔叔”帮忙?至少在国内，浙江宁波开展医疗事故保险已经过年，那个地方的人素以精明著称，在生意场上有一套，在借助医疗事故保险，破解医患纠纷乃至医闹方面，一定也有一套，至于学不学得会，那就看主管部门和各地的能耐了。

有了保险，每次事故的责任就由医疗行业共同分担，落到任何一个特定的医护人员身上的负担，就大为减轻。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文/顾骏

责任编辑：王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