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以平常心看待企业“走出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局长易纲教授

7月21日"CCER/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30次报告会特别专场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以下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局局长易纲教授在报告会上发表的观点：

易纲行长首先分析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和趋势，并对国际经验和中国经典案例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之上说明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外汇政策对“走出去”的支持，提出“走出去”应遵循的原则，最后强调了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84-2000年，我国主要处于“引进来”阶段，对外直接投资(ODI)规模较低，累计对外投资不足300亿美元;2001年至金融危机前，我国首次将“走出去”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同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 2008年到现在，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海外资产估值较以往偏低，海外“抄底”机会来临，我国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其中，2008年投资规模比1980年到2005年的总和还多。但是，与美、英、德等老牌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流量还是从存量来看，中国都是“走出去”的后发国家，是最近才成规模的国家，与这些国家有较大的差距。

虽然与老牌发达国家存在差距，但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Dunning，1981)的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空间很大。因为邓宁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四个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越高，ODI净额越大。我国人均GDP 5414美元，剔除通胀等因素影响，当前处于ODI大幅增加时期(邓宁理论中的第三阶段)，未来发展空间很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国内企业提供了比较好的“走出去”的机会，主要是由于全球发达市场股票估值水平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阶段。尽管ODI不是投资到国外股市二级市场，但不管是兼并重组还是新项目的ODI都是与估值相联系的。

从“走出去”的构成来看，随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更加注重获取先进技术、品牌、市场和进行产业链整合等，“走出去”将由单一的资源需求，向多元化目标过渡。考虑到中国本土投资回报率较高，中国企业为什么还要“走出去”的问题，从发挥比较优势、分散风险、对冲风险、整合产业链等角度来分析，“走出去”还是非常必要的。例如：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是有比较优势的，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从“走出去”的区域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一步往往是香港，且亚洲(包括澳大利亚在内)是其海外收购交易金额中占比最大的区域。根据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交易金额，亚洲地区占比为59%，北美为25%，欧洲为10%，非洲及南美仅占6%。未来中国海外收购覆盖区域会不断扩大，将逐渐向欧美等拥有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的区域扩张。

从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主体来分析，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截至2010年末，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66%;在海外并购方面，央企占据并购数量的1/3和并购金额的80%。未来我国民营企业、非央企、非国企增长速度也会加快，无论是在竞争力上还是在增长方面它们的表现都将更加突出。

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和德国，都是“走出去”的老牌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是有借鉴意义的。二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70年代，经济复苏阶段，名义GDP高速增长，平均增速约15.8%，但并没有“走出去”;20世纪70-90年代初，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步入世界中等收入水平发达国家行列，名义GDP增速7.7%，国内经济增长逐步下降，但《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增值，ODI快速增长，所以1985年以后日本“走出去”处于有一个非常快的上涨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名义GDP平均增速约0.1%，但到目前为止，日本“走出去”依然强劲。日本“走出去”有其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教训的例子是三菱集团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在收购后不久以半价卖给原主;成功的经验是三井物产对整个产业链的整合和以少数股权投资的形式“走出去”的策略。

美国“走出去”的规模全球第一，存量和流量均占据世界主导地位。同时，他们非常重视企业的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时不计短期利益，严格要求知识产权保护。德国的对外投资以发达国家和制造业为主要对象，多以自有资本为主，企业杠杆率比较低，投资项目控股程度高，70%以上投资为独资企业，大企业和大项目占绝对优势。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德国，包括日本在内，都会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

关于中国的经典案例中，相对成功的案例有联想、吉利和中联重科，教训的案例有中国平安、中铁建、上汽集团和中信泰富。其中，教训案例大多是由于企业对收益前景过于乐观，对当地国家法律环保要求和当地老百姓可能的诉求了解不清楚，对风险估计不足所导致的。企业“走出去”会面临诸多风险，包括宏观风险、政治风险、产业风险、微观风险、交易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后续风险等等。在涉及到与资源相关的“走出去”时，一方面我们需要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应当尽量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遵守当地法律，减少或避免将高度政治的话题敏感化。

当前，我国对企业“走出去”提供了相关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ODI汇兑管理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取消ODI汇兑限制，实行登记管理，可兑换程度与FDI相当;国企、民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需要强调的是，我国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994年前，全面计划管理，对外汇实行严格管理;1994年之后，建立银行结售汇制度;1996年12月1日起，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2001年逐步放宽管制;2007年取消强制结汇要求;2008年以修订《外汇管理条例》为标志，法规层面正式确立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取消;2009年以来，开展大规模法规清理，宣布废止和失效400余份文件。过去这六七年，尤其是2005年以后，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可以看出实际上企业和居民在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时候，他们都是把美元尽量早地卖出，而不是强制结售汇，从外汇积累这么快也可以反证这一点。在服务配合企业“走出去”时，我国还可以充分利用多边开发平台，通过多边开发机构投资可以减少和降低一些问题的敏感性。

易纲行长总结归纳了企业“走出去”应遵循的原则。第一，企业“走出去”应该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将本求利。第二、产权归属要清晰，责任明确，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谁决策，谁负责，谁承担风险，谁获得收益。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防范道德风险。第三、“走出去”项目应能承担合理融资成本，确保现金流覆盖成本。合理成本有利于筛选出优质项目，保证对外投资经济可持续，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现金流应留有余量，以保障流动性安全。第四、保障资金安全与合理收益。安全第一，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第五、社会责任、环境保护、公益事业、企业形象、教育培训、当地员工等问题。第六、特别注意对外投资的安全问题。审慎评估地缘政治、政变、恐怖袭击、海盗及绑架等投资风险。

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正逢时机，在看到这个时机的同时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平常心就是不温不火，不慢不急，一个商业决策、一个稳健的经营，要把所有风险考虑到，以一个按部就班的速度，按照市场规律“走出去”。如果政策对口的话，我们会拥有一个比较长的战略机遇期，所以不能太着急，不能急功近利，一定要非常稳健的以平常心看待企业“走出去”。

(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周俊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