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永元的饭局是民间对民间的犒赏

羽戈

这些年来，每一次灾难爆发过后，我们对政府的表现有多么惊诧，对民间的表现就有多么感动。“7·21”北京暴雨期间，那些让我们感到这个国家依然值得我们为之祝福与奋斗的情节，大多来自民间。从雨夜救人到雨后救济，潜藏于民间的巨大而热烈的善意，就像千百孔天然温泉。“正能量”一词快被用滥了，但是必须承认，今日中国，正能量的源头，只可能是民众，而非其他。

暴雨滂沱的那夜，河西再生水厂的152位建筑工人，拿起救生圈、麻绳，冲向一墙之隔的高速公路，救下了上百名乘客，并且拒收获救者的谢礼。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意，7月30日晚，京西南宫宾馆，崔永元请客，摆了18桌，花了14400元;韩红献唱，那一首《众里寻你》，十分应景;被感动的饭店老板不甘落后，打了一个大折扣。若评“年度饭局”，则非这一场莫属。

饭局之爱心，是对雨夜之爱心的回馈，这是民间对民间的犒赏，民众对民众的致敬——就此而言，崔永元的确不辱“平民主持”之名。民间，这个像雨中的花伞一样温暖的词汇，再次成为正能量的出口。为崔永元们叫好之余，有人反问，假如这顿饭由北京市政府做东，还会有几多人感动呢?

感动的人，必定少于嘲讽的人，我相信。

崔永元请农民工吃饭的那晚，我正在一家门户网站做微博访谈，访谈的主题，恰好与崔永元请客的主题遥遥相对：雨灾过后，北京市民政局在新浪微博发起捐款，却遭公众强烈抵触，所收到的粗口——据统计，在其微博评论关闭之前，共计有两万多条“捐你妹”，一万多条“滚”，八千多条“你大爷”等——远过于善款。其间，主持人问及对庆功会、庆功宴的看法，五位嘉宾姿态异常一致：有人答：我能说脏话吗?不能，那我无话可说;有人认为不必再开，而应代之以“生存自救科普会”之类;有人认为可开，不过要换一种模式，“把丧事办成喜事”“把哀歌唱成赞美诗”的传统当休矣。

事实上，若由政府摆庆功宴，必将延续涂脂抹粉的政治传统，譬如请那152位舍己救人的农民工吃饭，席间大抵不会缺少领导讲话、颁奖，农民工上台表忠心、唱赞歌等早已令人神经麻木的流程。这吃的不是饭，而是政治，台下的农民工，恐怕要食不知味。说起来，还是吃崔永元的饭，更有胃口;崔老师那张哭笑不得的脸，更让人亲近。

话说回来，表彰救险的勇士，诚不可缺，否则下次遇险，谁愿舍身?只是在表彰与追悼之间，在为勇士鼓掌与为亡魂致哀之间，有一尺度，该如何把握，便到了考验权力者政治智慧的时刻。一个合格的政府与一个失败的政府，恰恰在此刻出现了致命的分野。失衡的政府，自身摇摇欲坠，焉能把握生与死、民心与官本位的平衡;一旦把握不了，则失衡的险情必然加剧。如此恶性循环，犹如暴雨之中的激流旋涡，失衡者则似一叶扁舟，沉浮其中，不得脱逃。

今日中国，问题不仅在于这一尺度该如何把握，还在于，谁来把握。对政府而言，形势已经严峻到不论怎么摆庆功宴，都要被民意狗血喷头——有些极端者，逢“官办”必反，且不管具体内容，屁股决定脑袋，莫此为甚。那么，何不退一步，将请客的机会让给崔永元们呢。152位农民工的爱心与崔永元的爱心，本就出自民间，让民间的归民间，政府退回自己的河界，划江而治，才是正道。

民间素来不会，且无此能力，侵犯政府的领地，侵略者一角，几乎是公权力的禁脔。不说其他，政府对民间道德资源的掠夺，足以令人心惊。民间出了一个“最美女教师”“最美司机”等，最终往往被政府归化——不仅是身份归化(如赐予编制)，还包括精神归化(如吸收为党员)。长此以往，繁华的民间，必成空山和荒原。这于政府，未必是好事，其身上道德负担越来越重，已经喘不过气来。

崔永元的善行，举自民间，自然会迎来民间的掌声，窃以为更应该迎来官方的掌声。他的努力，弥补了公民社会的一块短板——这恰为公权力的触手所不及。既然不及，为什么不愿放手呢，让原本属于民间的事务，交付民间自决。须知有些事务，如慈善，其要义乃是自由，农民工救人，源于自由意志;崔永元请客，同样源于自由意志;一旦“官办”涉入，那就变味了，在权力的压迫之下，自由丧失了光芒，譬如官办慈善，有人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称其为持枪行乞。

成熟的国家，官办与民间、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并不全然是对立，而可互补。如何从对立走向互补，崔永元做东的这顿饭，便是一个答案。

作者为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