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迎来藏家时代(2)

又见“中国买家”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2011年5月嘉德春拍上《松柏高立图》以4.255亿成交，都是这个行业的标志性事件。

2005年，刘益谦以500多万元价格拍得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2010年，刘益谦以1200多万元拍得了这幅画原有的对联;2011年，“合璧”之后的完整作品创造出了天价奇迹，刘益谦在六年时间里净赚3.5亿元。

巨大的财富效应，在这一轮艺术品热潮中登峰造极。

“2008年秋拍卖的东西，在今天最差的都翻五倍。”北京匡时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董国强说，金融危机中的2008年是“最近10年艺术品市场的低点”。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政府四万亿投资、趋紧的房地产调控、通胀预期等一系列因素，使得大量资金涌入艺术品市场，导致了2009年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大爆发。

“1990年代末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从郭沫若家中拿出来的时候只有190万，那时候也没有人觉得它是国宝。”一位知情人士说。在2011年的保利秋拍上它以2.668亿元成交。“现在不管多普通的东西，进了某些拍卖公司就值3000万。”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不仅国内，全世界的中国艺术品价格都在飞涨。中国买家进场，是最大的因素。香港苏富比的工作人员回忆，前两年在拍卖中“疯狂举牌”的基本上都是内地买家。“一些明显有瑕疵的瓷器，他们也会出到很疯狂的价格。”

这就像一橱鼓传花的游戏，艺术品的真伪、优劣显得并不重要，只要有人接手就行。

拍卖，这种从西方舶来的交易方式，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投机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种追求价格爆发点的销售方式下，现场气氛的刺激，会让部分中国企业家的不成熟、不理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太过了!我看到很多的企业家互相瞧不起、斗气、乱出钱。中国很多企业家拍卖的预算跟实际上出的钱完全不一样，他就要出风头。”艺术品资深投资者马未都说，国外有很完善的艺术品经纪人制度，很多都是委托竞拍，本人不会到场，这样会相对比较理性。但中国的富人们大多喜欢亲自到常大买家刘益谦是拍卖场里的常客。“他就是喜欢那种横刀夺爱的感觉。”一位接近他的人士说。“像港台的很多大藏家，都非常低调。他们一般坐在很隐秘的包厢，如果泄露他们参加竞拍的信息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这样会导致别人抬价。大陆的买家都不在乎的。”苏富比的工作人员说。

“一个1000万的东西，两个中国人一拍就是5000万。在国外可能会拍到2000万，但绝对不会到5000万。”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说，“现在我们钱花得最多，但未必有好东西，人家会笑话你‘二百五’。”他是中国大陆顶级的陶瓷藏家，也是最早参与国际拍卖的中国人。事情到此还没结束，“拍卖之前没有认真地研究艺术品，拍了高价之后觉得不值又不付钱了。”有些人买到艺术品之后立刻又会去找下家，等下家付款后再去拍卖行付款。

付款问题已成为艺术品拍卖市场的一个症结所在，甚至已经影响到中国人的声誉。时过一年，4.255亿的《松柏高立图》的买家至今没有付款。2010年11月，英国班布里奇拍卖行拍出的5.5亿元人民币清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至今中国买家也没付款。2012年1月18日，苏富比在香港起诉了山东济南女商人任春霞。2011年10月3日在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任拍下了吴冠中的《漓江新篁》、《凡尔赛一角》以及赵无极的油画作品《10.1.68》。但事后任春霞只支付了两幅作品的款项，成交价为6100万港元的赵无极油画作品尚未付款。在该案公布的相关证据中，任春霞10月3日拍下的吴冠中作品，10月20日已在山东泰山文交所上市交易。据中国拍卖协会2011年的报告显示，2010年度内408件上千万元成交拍品中，只有237件拍品完成结算，结算率58.09%，其余171件尚未完全结算或未结算，涉及成交额55.55亿元。

“现在的确出现有些中国买家不付钱的问题。我不想说外国买家和中国买家的区别就是付钱的快慢，但的确是有这样的情况。”苏富比亚洲区CEO程寿康说。苏富比是第一家对中国内地买家实行保证金制度的拍卖公司，每次拍卖的高价拍品都会要求买家交纳至少100万港币的保证金。在国外除了伦敦的亚洲艺术周，都没有类似制度。这种保证金制度在内地拍卖行也成了惯例，但在买家欠款方面，内地拍卖行则难以应对。“我们也非常痛恨不付钱的买家，但很少诉诸法律。”董国强说，作为拍卖公司，挣的只是百分之十几的佣金，但律师费是按全额的追讨货款付费，不划算;而且，打官司牵扯精力、伤和气，即使官司打赢了也很难执行。一些买家还想出了这样的招：让他的司机交几十万的保证金，买个几千万的东西。“你跟他的司机怎么打官司?他又没钱。”董国强说，香港的国际拍卖公司为什么能打官司，“他能给你上黑名单，这样你没法入境。很多要去香港做生意的企业家，肯定不方便的嘛。我在北京就是起诉了，这些人照样天天都在别的拍卖行里晃。”

“现在中国艺术品拍卖已经成了国际笑话。”一位资深业界人士说，一件东西今天拍出了3000万，过几天在另一个地方300万就私下卖了。“每次拍卖还没有开始，国际上就像看笑话一样猜中国一些拍卖公司的成交额：今年80亿?明年100亿?人家感觉中国的拍卖就像是孝子玩过家家。”

与拍卖大行其道相映衬的，是艺术品市场各环节发育不成熟。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呈现出既单一、又驳杂的景象。上海龙门雅集画廊董事长李亚俐女士认为，“只有二级市尝没有一级市场做价格对照”是造成书画类艺术作品价格飙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书画占了中国艺术品的大多数。所谓的一级市场主要是指画廊，二级市场主要指拍卖市常“一级市尝二级市场同时存在的时候彼此会有个平衡，如果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作品，当年在画廊里大概是什么样的价位，他到拍卖行去举牌的时候不会没底儿。他总会有个成本、价格基础的概念，因为这是有迹可循的，所以到拍卖的时候他就不会出高到你没办法去解释的价格。”董国强认为，艺术品市场一些非常基础的理论至今没有人整理研究，“这些年大家都忙着赚钱”。

在2009年这一轮艺术品投机热潮之前，投机炒作之风已经很普遍。在很多受访者的印象中，艺术品市场的前十多年很平稳，收藏家占主流;2003年之后，财富阶层开始介入，“他们拼命买、很容易炒作”。“中国的写实派油画就是华谊兄弟的王中军等人炒上去的。那时真是太好炒了，市场小价格很容易就上去了。”一位知情人士说，王中军手中的很多东西在高点已经卖掉了，“赚了很多钱”。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1990年代收藏了大量吴冠中的画作，在最近这几年的高点也出手了不少。

“富人买艺术品对文化是一个帮助，为社会留下文化财富，这是富人能够得到社会尊重的一个理由。但在中国现阶段，这离我们似乎还太远。”董国强说，“中国人现在赚钱的欲望全世界第一1

“投资或者投机也没有什么不对，没有的话这个市场也不活跃。现在的问题是，投资投机的人要比真正搞收藏的人多太多。”广汇美术馆馆长包铭山说。投机热之下的另一个副产品，是赝品、假货充斥市常违背历史常识的“汉代玉凳”，却在2011年拍出2.2亿元天价。收藏界流传一个玩笑：骗100万要坐牢，抢100万要判刑;古董骗1000万没问题，骗1亿那只说明你傻。

马未都认为，艺术品投机盛行，是因为“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企业家没有受到大的挫折”。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他曾经买过香港一个大藏家的两张画。“那人住的宅子值三个亿，当时金融风暴一来就值1/10，交了银行1.5亿，还欠银行1.5亿。我们今天的企业家，全部都没有受过非常严厉的淘汰，一切都太容易了。”

从2011年秋拍开始，艺术品市场已经开始感到寒意阵阵，虚高的价格泡沫有撑不住的迹象。在年底的一个论坛上，陈东升预测：“2012年市场份额将下降40%。”现在业界讨论最热烈的，是包铭山提出的“两个70%”：现有的拍卖公司淘汰70%，剩下的30%再把量缩小70%。


 

责任编辑：乔慧

失“范儿”的收藏家

虽然中国已经有一支庞大的收藏大军，但在采访这个行业的各色人物时，却没人说得出中国有谁能真正称得上是“大收藏家”。

“传统意义上的概念最低的标准就是一代人不卖，卖的话可能是下一代人的事情。现在很多所谓收藏家就是个商人，买来很快就卖了，这不能算收藏家。”马未都说。包铭山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才30多年，富了也就最近十几年，“再富20年、30年看看?”

上海长乐集团董事长李建忠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收藏家。1980年代，他凭兴趣开始收藏各种老物件。在他古色古香的1872会所，记者见到了第一代“爱迪生”老唱机，样式古朴大方的第一代西门子冰箱，明代的石狮子。1990年代，他开始收藏字画。“收藏实际上是很享受过程的。”李回忆说，拍卖前要参加预展，会约很多行家、朋友一起去看，大家一起交流字画的背景、艺术家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判断真伪。“到手也好，失去也好，都很享受的。因为你记忆里有这样一段。到手的会自己慢慢把玩，不到手的会一直惦记着它。”

像李建忠这么有“古典范儿”的收藏，已很少见。现在他有不少身价不菲的朋友都在做收藏，“都是派手下的一个经理去参加拍卖，回来拿个清单看一眼是什么就收起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藏品品质很有问题，“东西是收了一屋子，就是用我的水准去看，觉得很多是有问题的。”

几年前，李建忠就很少参加艺术品拍卖了。“1990年代很好的字画也就几十万，现在动不动就是千万，你还怎么买?”每一次社会财富结构的变化，以及艺术品价格的上涨，都会带来参与人群结构的变化。

1990年代，活跃在中国收藏市场的，主要是港台商人。“因为价格便宜，他们是一车一车地买。”董国强说，江浙一带做实业的企业和很多做股票的人也是主要买家。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创，使得一批海外买家销声匿迹。从1997年到2002年，艺术品市躇本处于停顿状态，价格和每年成交额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几年买家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内地的买家逐渐取代海外的买家，成为主力。”董国强说，很多房地产富豪都是那个时候进入市场的。“2003年‘非典’之后，艺术品价格突然爆发，与买家的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从2005年起，马未都感觉到自己在拍卖市场已经“玩不转、买不起了”。资本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响在2009年形成一道不可逆转的分水岭。2009年保利春拍，刘益谦1.69亿拍得的《十八应真图卷》，直接把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带进“亿元”时代。高品质的收藏彻底地成为财富金字塔顶上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就像是鲨鱼和鲸鱼们在海面上把猎物分了，海鸥盘旋着下来拣点剩下的。”马未都说，很多像他这样的人都成了“海鸥”。

就像刘益谦制造的一个又一个亿元天价一样，他注定会成为这个行业最有标志性、最有争议的人物。2011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让刘成为艺术品投资的代表人物。“所有的人都只关注我卖出，不关注我还在买进。”刘说。就在卖出两天之后，他花费8000多万拍到陈逸飞的代表作《踱步》，此后又花费一亿买入宋代一幅书法作品。刘益谦的解释是，“今后的收藏会更倾向于古代和当代的作品。”

“现在很难用一个简单的东西，来表达我是投资、投机还是收藏。”刘益谦说。他的这种状态在做收藏的企业家中很有代表性。富裕起来之后装点门面、投资投机获利、主动喜欢或者后来忍不住喜欢，都是这些企业家做收藏的动机。“基本上我们这代企业家，在文化上都是缺失的。”刘益谦说。成长中经历过“文革”，30年前从一穷二白开始起步，“这30年企业家的精力都放在企业的发展上面，说句不好听的，主要在逐利。大部分人，包括我，都不知道逐利的目的在哪里。”

自从1994年参加了嘉德的第一次拍卖之后，刘益谦就和艺术品市场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刘益谦积累的藏品规模已经非常庞大，其中有多件国宝级的艺术珍品。仅2009、2010年，他在艺术品投资市场就砸下20亿元资金：2009年投入近13亿元，拍品囊括了拍卖成交额前十大艺术品中的四件，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等珍贵的艺术品;2010年，在拍场投入近七亿，其中以3.08亿拍得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刘益谦的夫人王薇是油画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曾有人戏称，“一旦王薇停止购买，价格立刻就会下降。”

艺术品市场像刘益谦这样的大买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上海民申企业集团董事长郑见明是其中之一。他和刘益谦背景相似，以做股票起家，涉及很多投资领域。郑为人低调，很少露面，主要委托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老板陈郁帮忙竞拍。新疆广汇集团也是大买家，主要收藏从1900年到1990年代的10位重要的近现代画家的作品。但从2010年开始，刘益谦也感觉到市场里面“下手狠的越来越多”。

马未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乃至华人圈子里最一流的富豪都不做收藏，做收藏的都是二流的。”他讲了1996年的一件往事：李嘉诚在马未都的家里看中了一副明代的、用象牙做的象棋，市价四万，马未都主动打了六折，李嘉诚依旧砍价。“最后我说可以送给您，但是价格不能再低了。他才买走了。”另外一位华人首富郭台铭，和李嘉诚一样零零碎碎地买过一些艺术品。“台湾的富豪圈子都笑他只忙着赚钱。”而首富频出的互联网新贵，几乎没人做收藏。“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兴趣。”而在国外，做收藏的都是一流的富豪。马未都第一次在美国西雅图博物馆见到比尔·盖茨的继母时大吃一惊，“金发碧眼，一口流利的中文，70年代在台湾学的中文，是中国陶瓷方面的专家。”西雅图博物馆因为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出色。

“公平讲，这不能怪中国的企业家。”上海震旦博物馆总经理赖任辰认为，这些国外企业家从小就看博物馆、美术馆长大的，本来就有这个素养。而且国外有很完整的艺术品交易机制，上中下游的机制也是完整的，得到的信息比较全面。“所以当一个有钱人要做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专家来协助他。”赖任辰说，在中国，“企业家就算要收藏其实也是很孤单的。”

事实上，企业家做收藏不但孤单，而且需要胆量。一般人根本不敢涉足，因为这是一个充满欺诈、深不见底的市场，一张画就能让人倾家荡产。但这又是一个“没有骗子就不存在的市潮，且古今中外都如此。“北京有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弄个四合院，专门骗企业家。行话叫‘杀猪的’。”一位收藏界人士说。1990年代，新疆广汇集团董事长孙广信因为在假画上吃过亏，才想到请业界知名的行家包铭山帮忙打理。刘益谦见过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也有钱，但就是要推荐你买假画。为什么呢?就是一种骗人的成就感。”

“从这个角度看，有时候我反而佩服大陆的企业家，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愿意做这么大的投入，是很不容易的。”赖任辰说，对于大陆收藏界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看是正常的，只不过他们速度太快了，很多东西根本来不及想。”震旦博物馆由台湾震旦集团董事长陈永泰开设，他是台湾顶级收藏家，在玉器、佛像、陶俑的收藏上颇有建树，曾两度担任台湾顶级的藏家组织“清雅集”主席。成立于1992年的“清雅集”几乎汇聚了台湾收藏界的顶级藏家，这些人同时都是台湾最大的企业集团领导人，据称可抵“半个台湾”。

“中国的大收藏家主要在港台地区，尤其是台湾地区，他们很有中国传统文人收藏的风范。”董国强说，“台湾马志林收藏的瓷器、林百里收藏的字画、曹兴诚收藏的青铜器杂件，都是世界顶级的。像这样的收藏家，台湾至少有10个。”他举例说明什么是“世界顶级”：“林百里收藏的古代书画是什么样的水平?除去台湾故宫、北京故宫、上海博物馆，全世界应该是不超过五家博物馆能超过他。他收藏的张大千作品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傅抱石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徐其明认为，时间、机会决定了中国大收藏家可能很难做出来。“现在好一点的艺术品都要5000万以上，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包括徐在内，目前已经成型的这些大陆藏家，都是从1990年代初就开始做收藏。台湾的大收藏家们基本都是从1970年代开始收藏，“那时候他们都敢花500万去买件东西。”赖任辰介绍，陈永泰的收藏已延续40年，现在偶尔参加拍卖都是查漏补缺，“没有收藏家的藏品全是靠拍卖来的。都是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形成的。”

除了收藏规模，“台湾收藏家对收藏的认识，对自己藏品的认识，甚至对美术史、艺术史的认识，都研究到一个非常高的程度，或者说他们自己就是专家。”董国强说，中国大陆虽然现在已有一些收藏规模和水准不错的藏家，“但从这一点来讲，大陆的藏家还很欠缺。”4月2日的苏富比春拍上，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以2.0786亿港元成交，较拍卖前估值底价高逾三倍。徐其明看到这个新闻，立刻就知道这件珍品一定是港台的藏家买了。大陆的瓷器藏家比较了解清三代的东西，港台的藏家才肯出这么高的价格，“因为他们了解，他们有底气。”

台湾收藏家的风范也令徐其明印象深刻。“他们都是很低调、谦逊的人。”徐其明回忆起早年参与国际拍卖市场时与台湾收藏家的一些往事，“如果他们手里有类似的东西，一般会让着我。他们觉得大陆好不容易有个做收藏的。拍卖完了后会过来跟我握手，恭喜我。”徐其明和港台的很多大收藏家后来都成了朋友，成为那个圈子里十分少见的大陆人。“我们现在的拍卖是剑拔弩张、你死我活，想的都是‘你资产比我少，凭什么跟我争?’没有想过这个藏品对我有多重要，会不会增光添彩?我们的心态跟港台的收藏家完全不一样。”

“如果硬要说两岸收藏家为什么不一样，我认为可能是时代背景的问题，不是人的问题。”赖任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台湾是没有断层的。“所以台湾的整个文化氛围，是可以让有心的企业家去理解这些文化的东西。”

但也有一些收藏注定只能在大陆，台湾的收藏家永远也做不到。1990年代，退出书画收藏后的李建忠，因为生意中室内装修业务常用到古代建筑构件，接触了古民居。从那时起，他在江浙、安徽、山西等地一口气买下200余套明清时期的古宅，所有的梁柱榫卯甚至砖头瓦片都按编号整理，运回上海的仓库。每套宅子都有厚厚的影像、文字资料。今年下半年，100多套经过清洗、修复、还原的老宅，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上海浦西江边，延绵2.5公里。它们与浦东洋气十足的摩天大厦遥相呼应。

“那时，有钱的人家基本都把老房子拆了，住老房子的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房子的环境都很糟糕。现在回头看，我是抢救了一批中国古建筑。”对于无意间做成的这件事，李建忠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这一生做了一件事。”从这些修复后的精美建筑里，你能看到一个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的、几乎彻底消失的中国，那种浓烈的中国风格和气息能触动内心一种遥远而亲切的感动。


 

责任编辑：乔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