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看淡经济增速破八影响

有机构预计，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可能为负，同时美国将面临财政悬崖危机。这些外部因素趋于恶化，而曾经被视为“救世主”的中国经济也面临减速可能。

核心的问题不是中国经济增速低于8%，现在必须思考的是减速的根源是什么?二季度数据公布后，国内反应普遍并不强烈，而外媒却大声惊叹，是我们太乐观还是他们太悲观?中国经济会在三季度触底回升，还是进一步跌破人们的预期?短期硬着陆的风险如何?

过去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但在外部环境恶化，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消退后，复苏的动力何在?依靠货币政策恐怕已经难以为继，那么未来如何真正实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以启动民间经济，拉动内需?

(以下学者按姓氏拼音排序)

林毅夫 8%的增长潜力还有20年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必然的。原因有两个：上一轮的投资项目到现在基本收尾;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而目前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度依然比较高，现在外部环境不好，内部的投资基本到了尾声，当然经济增长速度会慢一点。

这种情况下，新一轮的宽松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出台。

上一轮的反周期政策，更多的是货币政策，结果导致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等问题。我认为，应该更多地运用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

我预计，中国还有20年每年保持8%的增长潜力。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提了两大反驳论据，但都是基于历史经验主义。一是说中国已经保持了30年近9%的增长，如果再保持20年8%的增速，就是50年保持超8%的增长速度，而历史上没有国家实现过;二是有些国家在保持了20年超8%的增长后，按照购买力平价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缓，而中国已经接近这个水平。

对于第一点，我想说中国已经维持9.9%的增速20年，历史上不曾有过。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不代表在中国不能发生。

对于第二点，收入占比要比收入的绝对数值更能反映经济发展潜力。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靠的是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产品附加价值含量更高。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多快，靠的是其后发优势有多大。后发优势在于可以利用前人的经验，减少创新成本，加快发展速度。

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看，日本在1971年和德国在1968年的时候人均收入都达到1万美元，那时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是美国的65%。而即便现在，中国人均收入近万美元，也只有美国人均收入水平的25%，从25%到65%还有40%的差距。

并且，现在的1万美元比以前的1万美元更具后发优势。2008年，大陆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的水平、台湾地区1975年的水平以及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个比例代表整个技术发展水平和美国的差距。

在这个阶段，日本维持了每年9.2%的增长率，台湾地区每年8.3%，韩国增长速度也超过7%。日本1951年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到1971年达到美国的65%;台湾地区1976年是美国的21%，到1995年达到美国的54%;韩国从1971年的21%到1997年达到美国的50%。

如果把这个潜力利用好，中国到2030年，人均收入将会达到美国的一半。我们想抓住潜力就要利用后发优势，而不是实行赶超的政策。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各种社会和经济的矛盾，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也应该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和矛盾。

要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只会造成短暂的泡沫式繁荣，货币政策退出后这些泡沫就会破掉。真正发展经济的应该是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不断增加产品附加值。

我认为，对一个国家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短期的政策跟长期的可能性是高度相关的。基于对长期的分析，可以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跟长期政策相互配合，这就是超越凯恩斯主义，用短期反周期的政策为长期的增长创造条件。

(本文根据作者演讲整理，未经其本人审阅)

鲁政委(微博) “汇率失调”的冲击

我最担心的是如果汇率不能有效反映经济基本面，经济“温吞水”的状态就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很可能重演1997—2003年的情况，而且可能更严重。因为那时海外尤其是欧美经济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当时国内还没有经历一个大幅的“加杠杆”过程。

为缓解经济的短期压力和长期风险，汇率机制应该进行调整，以便让汇率能够反映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状况，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应成为未来金融市场改革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1980年以来，所有新兴经济体危机的直接触发因素无不是“汇率失调”，汇率对新兴经济的影响和风险远比人们想象的大。很少有哪个国家是因为其利率政策而导致经济崩溃的。

在当下利率市场改革大提速的背景下，汇率的改革却被忽视了。目前，这种刚性的汇率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未来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压力会越来越大。并且利率市场化越快，这种脆弱性还会被进一步加重。

与1997年相比，中国现在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要更弱。虽然现在外汇储备更充足，但是资本项下的管制能力，即调控国际资本流动的堤坝比那个时候更加疏漏。在开放资本流动的时候一定要让汇率更富有弹性，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资本放开的程度越来越大，但汇率的灵活性没有加强。这恰恰正是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缓解国际资本冲击的办法，并非是将资本流动的大门关上，而是要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以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进行有效应对。美元贬值已超过十年，离美元进入趋势性升值的时间越来越近，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从新兴经济体来看，衡量其汇改的成果标准就是汇率浮动恐惧的脱敏程度。但汇改7年，这种恐惧反倒与日俱增。这表明我国的汇改从某种程度上说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使得经济因此变得更加脆弱。

面对外贸部门的疲弱，国内的“政策思维定式”就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缓冲。但有数据显示，最近十年企业的负债率一直在上升，当前已达107%，大幅超过国际上认为稳健的负债率90%。过高的杠杆率也是企业稍遇政策紧缩便大喊“融资难”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没有经济减速的压力，企业不可能主动“去杠杆”。扩张性财政政策打断了经济调整的节奏，使得企业得以持续加杠杆。不仅如此，持续的刺激，还带来了公共部门杠杆率的升高，这导致了融资平台问题、地方政府过度负债问题。

如果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下的，最终的结局就只能是财政赤字。面对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估，反复使用扩张性财政刺激，这种“政策药方”非常类似“广场协议”之后的日本。反思日本经济，当年日元汇率高估下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是所有问题的最主要根源。

在货币政策上，此前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的两次降息，已经诱发了房地产市场的强劲反弹，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资产泡沫化的端倪已露头角。

在财政方面，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汲取了日本的经验，要求当年预算赤字不能超过3%，甚至争取要逐年下降，试图维持财政状况的稳健。但在支出增加的背景下，维持财政的稳健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增加财政收入，但这会使得减税无法落到实处。过高的税负，遏制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实际汇率和实际税率的双杀”甚至比当年日本还要糟糕。

对于当前流行的“调结构”，只有市场才知道怎样的结构是最合适的，这也正是从计划转向市场的最根本原因。所以，调结构的关键就是要让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张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