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拯救世界吗

文 | 本刊记者 关雪菁 编辑 | 袭祥德

“Thomas,这个问题你怎么看?Thomas? Thomas?”2012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一场主题为“走向全球的中国企业”分论坛正在进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教授苏里达(Hellmut Schütte)一遍遍叫着TCL(微博)集团(1.94,0.01,0.52%)董事长李东生(微博)的英文名字。

可同坐在台上的李东生正专注玩着自己的iPad，竟浑然不觉。直到坐在他旁边的嘉宾轻拍了他、递上话筒，李东生立刻一脸严肃，开始侃侃而谈，留下苏里达一脸尴尬。或许是论坛稍显沉闷、交锋不够，李东生这位论坛嘉宾、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先驱整场论坛都与iPad形影不离。

你可以把这个场景看作两个有关当下世界的隐喻：一是，世界在对中国说，却无法把握中国人愿意听什么，又想对世界说什么;二是，新兴的媒介与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与世界联接的方式。

2012年天津夏季达沃斯的参会人数超过2000人，为六年来夏季达沃斯之最。到会场看看，你会觉得世界经济论坛是把西方整锅端到了中国，约2/3场次的论坛都是用英语进行。虽然有同传，可对中国参会者而言还是隔了那么一层，他们表情悻悻。中国的媒体会倾向于认为虽然是在中国召开，这还是一场泛西方化的会议，可《经济学人》的中国商业编辑却耸耸肩膀说：“为什么中国人从来不努力尝试融入一下呢?”现实看来，的确是西方对于中国充满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和兴奋感。

中共十八大召开在即，新一届领导人即将产生，在这个当口，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的一举一动，对未来或是期待，或是观望。美国依然在经济危机的余波中艰难振作，欧债危机给欧洲人脸上蒙了一层阴云，可中国真的会成为一位救世英雄吗?天津达沃斯期间的闲聊中，你甚至会听到研究中国商业的欧洲教授说，“中国一定要挺住，你们是世界的希望。”

拯救者?

即便中国人还在为可能的经济硬着陆和现实的改革艰险忧虑，拉脱维亚总理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对中国经济形势仍表示乐观。

“我对中国的信心来自于此：拉脱维亚今年的GDP增长是5.5%，在欧洲排名第一。中国即便GDP增速减缓，也有7.5%，还是比我们的高。”东布罗夫斯基斯对《中国企业家》说到这时笑出了声来，似乎这是一个答案非常显而易见的蠢问题。好在这个准冷笑话的确给这位工程师出身、几乎从头至尾不苟言笑的政治家带来了一股热乎气儿，让空旷清冷的会议室里升温了几度。所以，你很难怀疑他说这话时候的诚意。

东布罗夫斯基斯来中国并非只为夏季达沃斯，他是来为拉脱维亚竞标的。来天津之前，他刚在北京拜会了温家宝总理，提交了两国合作的意向书。这缘起于今年4月26日，温家宝在波兰与中东欧十六国领导人会晤，提出将与中东欧10到11个国家加强合作的12项举措，并设立100亿美元的专项信贷—战略上，中国正在试图与欧洲大陆靠得更近一些。拉脱维亚，这个有200多万人口的东北欧小国当然想进入这个名单。

拉脱维亚在2008年被拖入经济危机的漩涡，四年间重整旗鼓，一跃成为欧洲GDP增长的排头兵。虽然目前与中国经济贸易往来并不多，但“鉴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巨大影响力”，拉脱维亚对于中国投资的热切毫不掩饰，甚至，拉脱维亚政府今年11月还要在首都里加(Riga)举办一场全球中国商业峰会，想方设法要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投资者们拉到拉脱维亚，并向他们展示投资机会。

在达沃斯很容易收获这样一个印象，与中国媒体、学者、地方政府对经济减速的忧虑相比，外国人对于中国有着更大的信心—这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消费和增长型市场，内需远未被开发殆尽，金融市场与投资市场蕴蓄着亟待开发的极大势能。中国企业在全球的话语权也变大了。埃森哲战略咨询全球负责人Mark Spelman非常看好中国中长期的发展前景，他甚至对《中国企业家》说，“从中国过去的成绩来看，全球范围能够很好驾驭转型的除了中国，也就是德国了。”也许言过其实，但足见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跨国公司的大头头们竞相利用达沃斯这个机会在中国的媒体上露脸，以期在这个市场上混个脸熟。比如阿尔卡特-朗讯的CEO本·韦华恩(Ben Verwayyen)，他所服务的公司正在竞标中国TD-LTE项目，在谈及中国通讯产业时韦华恩显得谦卑且小心翼翼。

在近期一篇名为《穷国、富国与中国—金融危机催生新的三个世界格局》的文章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微博)提出，“整个金融危机的过程毫无疑问将深刻地改变未来世界的格局”，而中国自身较快、较平稳的经济发展将会是中国发挥世界稳定器作用的根本所在。作为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若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减少贸易顺差，也将为世界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机遇。同时，人民币汇率在稳健前提下的逐步调整和增加弹性，也将起到稳定世界金融的作用。从一个相对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还将成为一个持续稳定的对外投资者。

凡此种种，都需要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有担当的大国，需要中国的企业与企业家们有着肩负起更大历史使命的信心。目前，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自己的疆域，比如华为，以至于《经济学人》不久前出了一个名为《谁在惧怕华为》的封面。中国跨国公司的兴起对于西方世界的老牌跨国公司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是个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东方、西方，没有人天然能够胜出，但胜出者却必然能足够灵活地拥抱这个新世界(6.80,-0.07,-1.02%)。

中国的新兴跨国企业已经展示出对新世界的天然适应性。“我比较担心西方那些老牌跨国公司，他们的老板多是财务会计出身，总是喜欢回头看。可世界已经变了。”跨国公司客户遍布全球的Mark Spelman说。

未来十年

现在，且将对中国经济与市场的乐观放在一边。回顾一下张维迎在去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发言：“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责任是改革自己的体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从全世界和人类共同的角度来讲，始终是重大的忧患。”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用十年时间将“全球制造工厂”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并借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伴随着成本优势的逐步丧失，在全球经济动荡中，中国经济面临的矛盾与挑战也日益严峻。

今年初，世界银行(微博)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称，如果中国成功进行深层次改革，就可以在2030年进入高收入社会。若无改革，中国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十八大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将要面对的严峻的考验。

实际上，考验早已开始。2012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率跌破8%，为十年来最低，实业特别是重工业进入低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2012年天津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上，凡提及中国经济，悲观乐观情绪交替浮现。即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副总裁朱民再三强调他对中国经济“软着陆”的信心，即便经济学家林毅夫相信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20年会继续保持8%的GDP增速，对于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仍不绝于耳。

中国已进入不进则退的改革深水区。张维迎在本届达沃斯一场题为“为危机做好准备”的分论坛上表示，中国过去的十年是经济最好的十年，但社会是最坏的十年，改革是失败的十年。所谓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在享受前些年改革带来的红利，银行业和能源巨头等高利润是垄断带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效率提高了，这才是最令人担心的。

在达沃斯“中国经济转型的世界意义”电视辩论中，李稻葵向与会者强调了中国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中国经济是被体制性原因所制约，而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他认为，中国政府下一阶段的投资，应该着眼于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今年夏季达沃斯开幕演讲，是温家宝最后一次在这个论坛以总理身份对着全世界表明心迹。谈及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他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如何进一步推进结构调整，让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如何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如何实现经济转型，改变对资源过度消耗和对环境过度污染的状况。”

显然，本届政府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看得很明白，但继续深化改革的重任还将延续给下一届领导班子。这固然是因为政府换届，更多则因为改革与转型绝非一年两年之功，可能需要贯穿“未来十年”。从这个意义上讲，2012年中国面对的不仅是领导人换届，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换挡”之旅。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产业升级，中国都必须通过变革在未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体制变革和国际格局的双重变化，还要偿还由于发展速度过快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如是说。对于中国的新领导人而言，现实是严峻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近期对媒体表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排除特殊利益的干扰，切实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

“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一条光明的路，我们必须坚持前行而不能后退半步。”达沃斯开幕演讲上，言及自己为国家献身45年，即将退休，温家宝言语间透着些许伤感和壮志未酬。

十八大过后，新一届领导班子即将上任，新老交替之时，重要的是改革精神的延续。而这个时代呼唤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力，这个变革之幕即将揭开的时代需要他们为信仰而百折不挠，具备权威和决断力，以及对中国深刻的洞察力。

继续开放

当下的世界经济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只能往前看，正如本届夏季达沃斯的主题是“塑造未来经济”。然而，未来经济必然脱胎自当下的现实。

即便全世界人都在讨论欧债危机如何让欧元命悬一线，让欧洲经济惨淡，拉脱维亚仍在为2014年加入欧元区做着准备。在拉脱维亚总理东布罗夫斯基斯看来，这场危机其实并不是欧元的危机，而是一些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欧元的基本面依然健康。“爱沙尼亚在2004年加入欧元区，目前看来状态良好，经济金融稳定，还吸引到大量的外部投资。我们希望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拉脱维亚身上。”东布罗夫斯基斯对《中国企业家》解释道。

看起来，欧债危机反而正在让欧洲变得更加紧密。一个欧洲中央银行监管机构已在酝酿成形，就在8月，欧盟还在讨论如何进一步让欧元区在政治和经济上一体化。

面对经济下滑，中国也在为塑造未来经济做出努力。“非公新三十六条”实施细则的陆续推出，旨在打破垄断的壁垒，激发民营企业与资本的活力;温州等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获批也昭示着开放的主题。毫无疑问，只有让民营企业充分活跃起来，让他们重新焕发对实业的信心，创新与升级才能拥有更长久的动力。当下，民营企业正在经历高成本、高税负、高风险的考验，企业家们对十八大后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充满了期待。

“为什么前段时间讨论实业空心化呢?因为资本是逐利的，没人可能拿着钱给你干不挣钱的买卖。”大连银行行长王劲平说，必须要启动民间投资，培育一个良好的企业投资环境，让企业家在实业上能赚到钱。

乐观者认为，过去10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尽管整体减缓，但未来依然能让亚洲暂时保持领先。前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甚至预测，到2030年，由于亚洲的崛起，世界上将有一半人成为中产阶级，而50%的世界消费来自亚洲。

但这样的乐观判断取决于一个前提—“如果亚洲希望继续引领全球发展，就需要更加注重内需，进行制造业的产业链升级，并进一步改善社保制度。”朱民说。

今天，这世界上有70亿人口。70亿人的未来仍是危机四伏：粮食匮乏与分配不均衡、淡水不足、能源过度消耗、医疗卫生保障不健全，以及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世界就这么着千疮百孔、漏洞百出地向前走了这么许多年。

但从来都有让人类乐观的理由，比如科技的进步、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甚至新的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诞生。这是一个呼唤创新力的时代。用一句听得让人耳朵长茧的话说，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想象力才是救赎之道。

“不能只用GDP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成功与否，我觉得社会的多样化和增长的多样化是十分重要的。”当尼日利亚通信技术部部长奥莫波拉·约翰逊(Omobola Johnson)在本届夏季达沃斯最后一场论坛“未来即当下”上这么说时，通向未来之路已经在70亿人脚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