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恩是受益人的基本价值

□吴 乔

感恩、谢恩，本是道德的范畴。但以条例的刚性形式对此作出规约，并不多见。山东制定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条例，规定要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子女在基本生活、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优先照顾。同时，明确规定受益人应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表达谢意、予以慰藉。

几个月前，民政部、公安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的意见》，对见义勇为者从生计、医疗、教育、住房等多方面提出了具体的保障政策。此次山东的条例，显然增加了对受益人的道德约束。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进步。

对于见义勇为者来说，受益者的冷漠是对自己心灵的不小伤害;对于见义勇为来说，这种冷漠则是对社会良心的伤害。

救助与被救助，一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个人，既应有援助他人的热肠，也应有知恩感恩的良心。二者缺一不可。在我们悲叹社会冷漠的同时，也应看到正是一些人的不感恩让良心缩进内心。

谢恩，是受益人的基本价值，也是社会的基本价值。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也会自然而然生长出见义勇为的理念与行为。以刚性的条例对受益人进行谢恩的规约，不妨看作是对这一基本价值的强有力的导引。

很多时候，刚性的制度，对道德往往无能为力。因为道德的建树，不能简单地靠刚性的制度约束，而要更多的靠文化的涵养。但这并不是说，道德领域就不需要制度，道德也同样需要制度化。只不过，这个制度不能管得过宽，把那些管不了、管不好的道德诸事也揽过来。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道德的制度化就必然遭遇“模糊地带”，有时很难实现量化与惩治。一般而言，没有惩治，就不会有制度效果。但在道德领域，这样的“模糊地带”却又是一种必需的存在。

正如此次山东的条例仅仅规定了要受益人“表达谢意、予以慰藉”，但仅此而已。如果受益人不表达谢意，刚性的制度似乎也没什么刚性办法。但这并不表明，这样的规定就是一纸空文。

道德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更是一种价值的彰显。对谢恩的规定，即代表了对这种主流道德价值的认可，即使无法对受益人实现有效惩处，但这种规约也是一种无声的命令，促使受益人进行良心的拷问，也会促使舆论对受益人进行一定的谴责。最终，也会彰显谢恩的正向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对谢恩的制度规约，应严防变成一种对见义勇为受益人的精神戕害与物质的索取。因为这种规定的“模糊”，可能会变成一种执行的弹性。应当看到，很多受益人的不谢恩，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即使是受益人主观上的胆小、自私而不谢恩，也最终应得到宽恕。常言道，唾沫能淹死人，众人皆对其不谢恩而进行道德法庭的审判，必致其精神受到伤害。又或者以为没有物质表示，就是光说不练，就是不谢恩，也必然会给受益人带来极大压力。这一切，最终都无助于谢恩价值的形成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