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哈佛教授桑德尔：到底钱不该买什么？(2)

记：以及获得公正的方式?

桑：问题在于，金钱能不能买来公正?我们能不能允许金钱去买公正?如果有人杀了人，你是不是同意有人可以花钱买来不受惩罚的权利?我猜你不会愿意的，你会说，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考虑的准则应当是法律，而且只应当由法律决定。

所以，虽然在分配资源时，金钱看上去好像比权力更公平，但我认为这个论述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想想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不同场景，你会发现，有时候金钱本身会变成一种权力，而它本身同样会带来对于资源的不公正分配。

记：我把之前写你的文章给了很多人看，大学教授、出租车司机、看守大门的保安。他们不是经济学家，但这些普通人也有看法。他们说，这个教授看上去是个好人，但是别相信他的话，因为他说的那些永远都不会成真的。有人管你叫“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而经济学家对你有一个更厉害的称呼，“空想社会主义者”。

桑：哦，天哪，这些称呼听上去都很严重啊!

记：批评你的经济学家说，你完全忽视了可能出现的现实困难，你的观点只存在于理论中，你让大家活在梦里，去期待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你怎么看这种批评?

桑：我承认，想要改变不公正的现状，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不管是减少金钱带来的不正当权力，还是削弱特权导致的不正当影响，都是困难重重，且时日漫长。但是，你所引述的那些经济学家相信，任何矛盾都可以用“市场”搞定，在我看来，他们自己何尝不是一群信奉着某种理念的空想者呢!

他们的理论很简单，“自由市场可以解决一切特权问题”，可我认为，这其实也是一种错位的空想理念，他们的空想全部寄托在自由市场的力量上。在现实中，他们所遇到的现实困难不会比其他任何一种理念更少。

记：所以你觉得这种“一招包治百病”的自由市场理论跟你的理论一样，都是个空想?

桑：其实，我不认为我和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是“无药可救的理想主义者”和“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区别。我更喜欢将这种分歧形容为“两种答案的相互较量”。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解决金钱或者特权所带来的不公正，而我们有两个不同的答案，它们在进行一场比赛，看谁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我猜你接下来要问，哪个答案更吸引人呢?我已经在书里写明白了，我不认为自由市场是好的解决方案，它会带来很多层面的社会不公正。但我现在还想补充一句，要说起哪种理念更具有乌托邦式的空想性，这种以金钱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方式可并不输给其他任何一种方式。

记：现在来说说你自己。你写了这本书，《金钱不能买什么》，但是从你自己的个人经历而言，你有没有买过那些如你书中所说，“钱不该买的东西”?

桑：(笑了半天不回答)哈哈，我希望没买过，但是你得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记：你可得说实话。假设现在你发了高烧，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你高烧不退，却困在拥挤的中国医院里，你会不会去像你书里写的那样，去买黄牛倒卖的高价门诊号?

桑：呃，既然你要我说实话，我必须承认，如果我的儿子生了病，又困在拥挤的医院里，我想我会买的。但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很努力地抗拒黄牛号，直到我扛不住为止。

虽然我会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同这样的制度，我依然认为一个需要买高价门诊号才能看病的制度是不合理的。在治好了这场病之后，我会希望能够努力改变现有政策，比如要求提供更多的医疗资源，以期今后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人会处于像我这样的绝望之中，必须要为我们本该拥有的资源付出高价。

所以，医疗资源是我认为金钱不应当主导分配的一个领域。尽管我受到了极大诱惑，我会为了我的儿子买黄牛号，但这不能让我们忘记这种允许金钱介入的医疗领域本身存在的不公正问题。这就是我诚实的回答。

记：你看，你写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讨论“钱不该买什么”，可是连你自己都无法避免购买这些东西。你如何期待其他人能够停止购买这些“钱不该买的东西”?如果每个人都不能停止购买“钱不该买的东西”，又怎么会改变现状?

桑：我自己陷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想要救我的儿子，却不得不付出高价，我相信这种绝望的经历会让每个人，包括付得起这个钱的人，都开始反思我们所面对的制度是不是合理，应不应该被改变。当然，改变这种制度并不容易，特别是当很多人都能买得起的时候。但我们不能忘记，正是这种制度本身，带给我们这些绝望，也正是这种绝望，驱使着我写下了这本书，期待与大家展开讨论。(李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