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动车组”时代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许多新的重要论断。我们如何理解这些重要判断、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并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大有作为”?日前，记者带着相关问题专访了张军教授。 本报记者杨逸淇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我们究竟如何解读这个重要判断?如何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如何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大有作为”?日前，记者带着相关问题专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

张军认为，十八大已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战略布局，其中特别指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切实启动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

他指出，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体制其实是有机的，如果让坏机制不断膨胀的话，它会像癌细胞一样，不断侵蚀正常机体的发展。这提醒一国政府，要使经济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前景，就必须不断地去清扫体内的“垃圾”。如果不能不断地去改革体制、革除利益集团的存在，经济的后续发展就非常困难。

制度经济学研究成果同样也拓展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张军指出，1980、1990年代，大家关心的是如何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今天，大家更关心怎么更好地维持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中基础性的制度要素，如知识产权保护。

张军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已经发生类似“动车组”的变化，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一样将成为经济增长引擎，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或增长极会变成“多点给力”、“多极支撑”的局面。他相信，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而城镇化也将解决中国经济失公的问题。

张军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用中、英文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论著，在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转型和增长等研究领域享有声誉。他也是国际上十分活跃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世界经济论坛的特邀演讲嘉宾，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从事讲学和研究工作，参与过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欧盟等机构的研究与咨询项目。张军目前还担任Journal of the Asi a Paci fi c Economy等4种国际期刊以及《经济学(季刊)》等20多种中文经济学期刊的编委或学术委员。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多点给力”、“多极支撑”

文汇报：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我们究竟如何解读这一判断?

张军：十八大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战略布局，其中特别指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为此，报告提出要着重解决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公平竞争，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解决好经济发展中阻碍城乡一体化和福利公平分配的体制性问题;报告还强调了在新的条件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推进创新的重要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新机遇，正是上述战略布局的前提。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切实启动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

文汇报：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到底在哪里，经济学家们对此众说纷纭，有的强调基建投资，有的强调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也有的看好服务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您的观点如何?

张军：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关注的是产业，探讨什么产业会成为下一轮经济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思路。我们暂且把产业放一边，先看地区。中国92%-93%的出口集中在沿海地区，85%的外资落户在沿海地区。所以说，过去20年，沿海地区已经变成整个中国经济列车的“火车头”。但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2010年欧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总体上单一增长、靠沿海地区大规模基建投资和出口导向支撑经济超常增长的格局发生了阶段性转化。换句话说，沿海经过了20多年的超常发展之后，今天进入到产业升级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幅员广大，如果我们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就可以发现：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或增长极会变成“多点给力”、“多极支撑”的局面。这有点像“动车组”。

文汇报：“动车组”这个比喻很新鲜，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

张军：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然而，与只靠一个车头拉动所有车厢的传统火车不同，“动车组”的动力是分散化的，动力系统不仅仅是在车头上，中部、尾部都有动力系统。火车运行时，所有车厢都给力。这种多元化、分散化、均衡化的动力结构，使动车跑得又快又稳。我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到今天，经济增长的动力不但没有衰减，而且它的动力结构已经并继续在发生类似变化，中国经济发展因此进入“多点给力”、“多极支撑”的“动车组时代”。

文汇报：英国《经济学人》曾把中国地方GDP与世界国家作对比。比如，上海的GDP和芬兰差不多，而宁夏的GDP则相当于埃塞俄比亚。这种对比为中国各地在评估自身经济水平和制定发展目标时提供了一种直观的参考标准。您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将经济引擎逐渐转移到内地省份?

张军：我一直讲，如果把中国经济看成一列火车的话，过去20多年沿海地区作为“火车头”，拉起了整列火车。现在看起来，增长的动力已经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沿海地区不可能继续领跑，客观上要求产业资本向中西部转移。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10年，我国中西部大幅度的、跨越式的增长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格局里面，我们再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很明显，从沿海地区到中西部地区是一个“雁阵式”的梯度结构。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差距基本上就是20年。沿海地区不可能再去做中低端的制造业，所以大量的加工出口产业要么到境外去，要么往中西部地区走。在过去5年里，大量的产业开始往中西部转移。我想，随着进一步开放，沿海地区会有更多高端的产业资本落户，会有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崛起。中西部地区将以发展中低端的制造业带动当地经济。为了做好承接产业转移这篇大文章，中西部地区要把基础设施准备好，同时要提高政府效率。

文汇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多年后，会面临如何向低速增长模式平稳过渡的问题。当年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没有应对好，出现了增速“跳水”。日本在1972、1973年经济增速陡然从9.6%下降至4%，从此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衰退。中国经济增长能否平稳转型?

张军：中国跟“东亚四小龙”不一样，跟日本不一样。中国市场比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优先发展沿海地区，这是邓小平在1985年反复强调的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逐步带动中部西部发展。当时经济学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梯度发展战略”。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需要寻找“多点支撑”的发展动力。这个现象非常明显：尽管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一位数，但是中西部地区还是两位数的增长。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之后，“金砖五国”中只有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8%的增长，其他国家都跌到5%以下。中国经济遭受的打击之所以这么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西部地区不怎么受外部震荡的影响，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

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16年赶上美国

文汇报：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甚至美国的学者或研究机构，都开始在谈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过美国的话题。根据您的研究，哪种预测方法比较科学?哪个研究结果是比较可信的?

张军：如果我们要做两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的话，我认为，在所有的方法中，用“购买力平价法”是最符合实际的。但是，即使大家都用购买力平价法来研究，并不等于说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其原因在于研究者对价格水平的估计不同。使用“购买力平价法”都要用到一个价格指数。就是说，必须对两个国家的物价水平做出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信息采集。这是比较困难的事。

现在大家用的是美国宾州大学一个叫“世界表格”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通过对中国十几个城市的物价信息抽样调查，估算出中国的物价水平。有的研究者会认为，它只调查了大城市及其郊区，没有调查偏远的农村。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实际物价水平没有它估计的那么高。如果把价格水平调下来了，那么GDP总量就上去了。去年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萨勃拉曼尼亚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即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衡量，中国经济已于2010年超越美国。他认为宾州大学的“世界表格”的数据高估了中国的价格水平，所以，他把价格往下调了20%，于是GDP就增加了20%。而有更多的机构则预测，到201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跟美国相当。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可信的。

文汇报：GDP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为什么会成为宏观经济中最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有学者认为应当提高实体经济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您怎么看?

张军：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创造附加值，GDP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附加值。它是目前为止经济学家发明的核算一个国家千差万别的经济活动总量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GDP的核心就是去核算各种经济活动创造的附加值，跟实体经济占多大比例、或者金融贸易服务业占多大比例没有关系。美国是一个服务业占比很高的国家，但是它可以用GDP的方法来核算经济总量。中国是一个实体经济占比高的国家，也可以用这个方法。GDP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它跟一个国家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人力资源水平、识字率、期望寿命等等这些人类发展指标高度正相关。这说明GDP基本上是寻找到了正面地度量一国经济活动的一个正确方法。

文汇报：目前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的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双十一”网购销售额高达191亿元，中国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超乎想像，同时也说明中国内需市场还有很大空间可挖。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消费需求?中国经济能否从过度投资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变?

张军：我强调一下，从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讲，只有投资是增长的源泉，消费不是源泉。第二，投资和消费不是对立的。我们政府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项目，比如建高速公路、造地铁，这些是投资，同时又是消费。因为这些投资完成之后就提供了服务，全社会都在消费这个服务、购买这个服务，等于大家在消费公共产品。所以，投资跟消费事实上是分不开的。投资下去就创造就业，创造就业就创造收入，创造了收入才能有消费的增长。我觉得流行的所谓“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观点完全是错的，不但逻辑不通，而且它把消费跟投资对立了起来，好像要压投资，才能扩消费，这就会完全误解整个经济增长的逻辑。

“中国是消费不足的国家”的观点也不正确。什么叫“不足”?怎样才算“足”呢?评估消费跟投资，最重要的是要看：目前我们这么多投资这么多消费，经济是不是在健康地增长?现在中国经济本身增长很好，过去20年增长10%以上，这说明消费跟投资吻合得很好，消费跟投资是相互促进的。有投资可以促进消费，有了消费、有了市场又可以促进投资，两者是孪生的。

文汇报：与流行的关于中国正在尽享“改革红利”的说法不同，您指出，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条件”正在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的成本条件，实现新的增长?

张军：中国是一个比较大的经济体，所以，成本条件的变化其实不是全局性的。比如沿海在2004、2005年的时候首次出现“招工难”的现象。可是中西部地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相反，沿海地区“招工难”，恰恰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开始起飞了，很多劳动力不需要到沿海来了，可以就地找到就业机会。所以，成本条件的变化在各个地区之间是有落差的，而正是这种落差使中国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为我们寻找“多点给力”、“多极支撑”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转变环境。

城镇化要解决的就是经济失公的问题

文汇报：您在与朱天教授联合署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经济并不存在结构失衡，而是失公。失公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解决失公问题呢?

张军：中国经济的失公不仅表现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上的贫富悬殊，还表现在社会福利分配上的不均。比如，现在城市里面差不多已经有3亿农村人(不算家属)，可是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他们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享受基础教育和医保的平等权利;他们缴了很多社保的钱，但一旦离开，却带不走;而且，农民离开农村后，他们的土地带不走，产权又不是他们的，所以，这块土地对他们就没有价值了，不能变成流动人口的财富。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失公问题。

我们的改革通常叫“增量改革”。不像俄罗斯那样推倒重来，中国的发展是在原来的体制里面靠增量的方法来实现的。失公的现象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今天，这些问题必须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十八大报告将城镇化视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之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城镇化要解决的就是失公的问题。政府会制定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从而扭转失公的现象。扭转失公现象不仅仅是解决失公一个问题，其总体上也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说社保基金缺口大，因为用的人多，缴的人少。老龄化严重以后，用的人更多，缴的人更少。上海现在有900多万来沪常住人口，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缴纳养老基金、社保金，他们其实为上海的社保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却没有享受相应的待遇。解决失公问题，能让这些劳动力更好地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造贡献。

文汇报：10年前，您在《文汇报》与诺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有一场关于“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的对话，其中提到了“不要使进一步的经济发展陷入到一个腐败化的格局”的担忧。在您看来，当今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或者如何打破“路径依赖”，摧毁在经济领域里形成的牢固的既得利益格局?

张军：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政治的结构不一定跟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完全吻合的，其中就可能会出现很多阻碍经济发展的例子，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最近几年大家普遍感到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这就暴露了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放松了对制度层面的改革。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制度其实是有机的，如果让坏机制不断膨胀的话，它会像癌细胞一样，不断侵蚀正常机体的发展。这提醒一国政府，要使经济有一个持续的发展前景，就必须不断地去清扫体内的“垃圾”，不要让其沉积下来。我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同时也会滋生很多寻租、设租行为，腐败就会猖獗。如果不能不断地去改革体制、革除利益集团的存在，经济的后续发展就非常困难。

文汇报：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案例。您觉得与1980、1990年代相比，当前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如何才能抓住历史契机，拓展人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

张军：那时大家关心制度经济学，跟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有关。由于把这样一种经济转型理解为两种制度的互动，所以，大家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以及如何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而今天，计划体制的残余已经很少，尽管还存在;市场体制的架构已经形成，尽管还不完善。因此，我相信大家更关心的是如何让市场经济体制更完善，怎么更好地维持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中基础性的制度要素。

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的市场经济架构，但是架构里面有很多缺损的地方。比如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比如败德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问题正是今天制度经济学关心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面临经济结构转型，沿海地区必须转化产业结构，更多地发展人力资本及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这就需要有很好的制度支撑，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果没有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造就会很少，大家就不愿意把精力放到创新方面。所以，我觉得从制度经济学含义上讲，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人力资本的保护，对企业家的创业行为的保护，就变得非常重要。(作者：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