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专家：我国对腐败“过度容忍” 治本须政改(2)

会议上，郭文纬做了个设问：“对于贪腐，香港的最高刑期是多少呢?也许你们不可以想象，香港没有死刑，也没有终身监禁，也不会判50年、30年或20年。”

顿了顿，他说：“在香港，最高刑期是10年。你们不可想象吧，对，只有10年!”

但就是这样的刑期，香港却在清廉指数上多年来位居亚洲第二，仅次于新加坡。

相比较之下，内地对贪腐的惩罚要严厉得多，李永忠说，内地高级干部一旦因腐败被追究的话，基本都是10年以上的重刑，甚至有些还被判无期或死缓，最严重的会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过去10年，内地有六名省部级干部被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令人困惑的是，虽有严刑峻法，但反腐败的整体形势，正如中共中央和中央纪委的评价：“三个并存、两个依然”——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

如何理解这种反差?郭文纬又提出问题：现阶段开展反腐败斗争，强调教育、预防和执法，这三者中，哪个最重要?

他说，自己在内地讲过五六十次课，每次提出这个问题，听讲的大部分都说教育和预防最重要，“但实际上，重中之重应该是执法，就是要让人不敢贪。”

随后，郭文纬搬出了“坐飞机理论”：人们都很清楚，坐飞机有一定危险，全世界每年都有一两架飞机掉下来，而飞机失事，乘客幸存的几率很小，为什么许多人还是要坐飞机呢?“这是因为飞机失事率很低，遭遇一次飞机失事的概率是几千万分之一。同样，如果因为贪腐被抓的几率跟坐飞机的失事率差不多，那么官员们就会心存侥幸，总觉得不会轮到自己头上”。

“但在香港，如果你想贪污的话，我们保证有60%的机会抓到你，看你敢不敢贪!”郭文纬说，反腐败，就是要让公职人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其中关键就是要不敢贪，贪了就会被捉，身败名裂，得不偿失。

这一番话也引起了黄苇町的深思：内地有的地方为什么出现了前“腐”后继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些官员觉得出事率低，风险很小，收益又极大，于是铤而走险。

李永忠也说，目前内地的反腐败还谈不上“零容忍”，甚至有些过度容忍，比如刑法里贪污受贿立案标准，已经由2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而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甚至还有不少地方立案的金额更大。

在郭文纬看来，如果5000元以下不起诉，会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如果有小孩子吸毒，你肯定不会跟小孩子说，小孩子吸毒不好，不过吸很少的毒品还可以接受，多了就不好了。所以绝对不能让官员认为，虽然贪污不好，但如果贪污4999元就没有大不了的，多就不好了。在香港，我们反复强调，即使贪一块钱也要查办，主要就是为了给民众一个明确信息，那就是对腐败要做到零容忍。”

但有专家质疑，贪一块钱也要办，这样是不是从办案成本上来说不划算?有专家就提出：“在内地，办一个10万元的案子，可能花10万元都拿不下来，不能不考虑成本因素。”

郭文纬说，香港廉政公署有几十个专案组，绝大部分都是专门做大案的，只有一两个做小案件。但如果一个邮差送邮件，每次都要收几块钱好处费才及时送上门，慢慢形成习惯，就会蔓延到其他领域，从而败坏社会风气。但是，如果廉政公署连这样的案子也办了，就说明不仅打老虎，也打苍蝇，这样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反响，让其他人引以为戒，不敢腐败。

家庭财产申报目前能否大范围推开

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也是会上专家讨论的热点之一。制度反腐研究专家、湖南商学院副院长王明高说：“现在舆论对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边倒。我在十几年之前就开始研究家庭财产申报制，而且是极力呼吁。我认为，家庭财产申报制必须在中国实行，这是大势所趋。从全世界反腐的经验来看，不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反腐败都是虚的，或者假的，都落不到实处。”

但他认为，目前尚没有条件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如果大范围推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就有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家庭财产申报制是一把双刃剑。当年，韩国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后，出现了大量资金外逃的现象，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王明高说，据一个反腐败国际组织的研究，家庭财产申报制实行后，许多执政党失去了执政地位，只有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是一个例外。

他说，他现在是极力反对，不是说反对家庭财产申报制，而是主张在实行之前必须做好政治准备、经济准备、舆论准备、社会心理准备等，同时，必须先建立中国公民信用保障号码制度，落实金融实名制，否则很可能落不到实处。

李永忠也认为，家庭财产公示一定要实行，但在当前还不能大范围推行。他建议，如果设立政改特区，可以在政改特区和新选拔的领导干部中先试行。

吴思则主张，在选拔新领导干部的同时，公布家庭财产的时候，最好能配合廉政账户制度，给手脚不干净的人一个改邪归正的机会。

关键在于改变权力结构

对于反腐的长效机制，专家们都认为，从长远来看，关键在于改革权力结构。

事实上，近年来，中央也一直在强调要加大监督制度创新力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李永忠说，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如果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这种权力结构绝对滋生蔓延腐败。”

他说，我们目前的权力结构，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合为一体，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这种“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 既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总病根”，也是我们各种问题的“总病根”。“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进行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其要义就是改革权力结构，通过党内分权以形成党内制衡”。

李永忠建议政治体制改革分三步走：第一步进行党内分权，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开，发展党内民主，还权于党员，使党员成为主体。第二步，党政分工，还权于政府，让政府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职责。第三步，党政分开，将过去党对政府的工作由事无巨细的事务性领导，逐步改变为真正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监督政府的政治领导，还权于人民。从而不仅完成由革命党向党执政的转变，而且完成由党执政向执政党的转变。

黄纬町也认为，反腐败需要顶层设计，这种宏观战略只能是中央设计，从最高的层面来对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发展路径作出顶层设计。他再次强调，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