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公知梁启超(2)

其实，当党派利益、小团体利益高于一切时，“儿戏国事”几乎是必然的选择。此时的中国政界，除了极少数的“鹰派”、少部分的“鸽派”之外，大多数其实是“鸡派”——为了一点米，随时待价而沽，抱持的都是“转盘式”立场，随时可以更改。

中国武士道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

“公知”梁启超当上“鹰派”，并非自此时起。

早在其1900年写就的《少年中国说》，已经是“鹰气”外露：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

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成为其“鹰派”观点的宣言。《中国之武士道》一书，通过中日的对比，希望重新唤起中国人尚武的民族天性，以使中国趋于富强。他在该书的《自叙》中说：

“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吾故今搜集我祖宗经历之事实，贻最名誉之模范于我子孙者，叙述始末而加以论评，取日本输入通行之词，名之曰：中国之武士道，以补精神教育之一缺点云尔。”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列举了秦、汉以来“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之事迹，列出18条之武德典范：“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

造成中国人“不武”的根本原因，梁启超认为是“一人为刚万夫柔”的体制，“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同一年(1904年)，梁启超亦出版《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入传的多是被官方所不屑的“海盗”、“海贼”。他在开篇中就感慨：“近数百年来，泰西各国竞言辟地殖民，阿利安种之国旗辉映全球，以中国方之诚远不如也。泰西之殖民皆以国力盾其后而中国无此者，所恃者我民族之天然膨胀力而已。”

梁启超自豪地说：“我民族固有一非常之特色，为泰西所不如者。泰西豪杰若摩西之君犹太、哥伦布之开美洲、克雷飞之并印度，其人大都旷世不一遇，而中国乃时时有焉。”然后他举出一大堆开疆拓土的先驱们，希望“我华人所应永永不忘也”。(参阅雪珥著作《大国海盗》)

在行动上，除了推广体育救国之外，梁启超还成为保皇派推行暗杀、建立武装的主要执行人。不过，在清末的环境下，这个“鹰派”鹰爪向内，在内战内行的中国式“斗鸡”中，雄鹰和公鸡并不容易分别。而当世界大战一开，面对外部，鹰就有机会和鸡分别出来了。

国之立于天地

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爱国情怀溢于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梁启超就敏锐地看到，这对中国来说，未尝不是个好机会。

他与自己的学生、前云南都督、时任陆军编译处副总裁、高等军事顾问和陆海军大元师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蔡锷，多次觐见总统袁世凯，建议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即与德进行交涉，甚至干脆对德宣战，先行收回胶州湾。

此时，德国方面也因为无力东顾，担心胶州湾一旦被协约国方面夺取，对德国将更为不利，不如直接交换给中国。但是，中德两国的接触被日本察觉，其反应相当强烈，坚决反对中国“私相授受”，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中国方面也只好不了了之，宣布中立。

随即，日本派兵攻占德国租借的青岛，夺取了胶州湾，并且任意扩大占领范围。这一举措，遭到梁启超的坚决反对。

1914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十五次会议上，强烈谴责日本。

这位曾受日本庇护多年的大清国政治犯，如今毫不客气地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次年(1915年)，日本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梁启超的反日立场更趋强硬，先后发表《中日最近交涉平议》《中日时局与鄙人之言论》《解决悬案耶?新要求耶?》等文，认为日本根本不是为了“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出兵中国是“谋蹙我于死地”。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