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公知梁启超(3)

一战爆发当年(1914年)的冬天，梁启超写成了《欧洲战役史论》这本后来传颂一时的名著，随即又在《大中华》杂志上连续发表长文《欧战蠡测》。

在《欧洲战役史论》序言中，梁启超说:“此次大战，予我以至剧之激刺，吾以为是国人研求外事之良机会也。”

在新近发现、即将(2013年6月)在京公开拍卖的《欧洲战役史论》手稿上，梁启超的封面题词，颇能解释其写作意图：

“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厚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乙卯三月初二日。饮冰。”

梁思成生于1901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二。赠书这天“乙卯三月初二日”，即1915年4月15日，正是梁思成的农历生日。此时，正值日本步步逼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梁启超勉励儿子“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其爱国情怀溢于言表。

战争良机

“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

“鹰派”梁启超，对所谓的世界“和平”，早已失去了信心。

在1912年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中，他就指出，各国“汲汲于内联而外略，以务自广其土宇”，第一个原因就是当今世界乃是所谓“军容平和时代，日本所谓武装的和平，非有大兵力，不足以自固其圉”。这种靠武力均势维持的“和平”，十分脆弱。

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中，梁启超认为，自普法战争告终后到欧战爆发前这四十余年和平，靠军事及外交均势维持，这种均势既是和平之保障，又是争乱之因缘，“各有所以互相倚以为重者，则易以陵人，及至予人以不能受”。这种和平，完全不可持久，天演进化法则之下，优胜劣汰。

梁启超认为，欧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机：“此次欧战，不至有大恶影响于我国，而比较的反有良影响于我国。我国人惟宜及此努力，造成完全国家完全国民之资格，以待他日得机而奋飞焉。”

当时，亡国论甚嚣尘上，梁启超分析说，第一种亡国论，“谓欧战发生，借款无望，吾将以财政破产致亡”，他认为这是“最无价值”的说法：“恃借款自活，不亡何待?即暂时未亡，而借款愈多，破产愈迫，是日种亡根也。”欧战爆发，中国借款之路绝，“乃始不得不死心塌地以自为计，其或者财政上从此自立之道，孟子所谓生于忧患也。”

第二种亡国论，是担心中国走上土耳其的命运。梁启超通过比较中国与土耳其，认为土耳其的问题，在于国内小国林立，民族众多，土耳其政府“不能以己力同化之，又不能舍己以同化于彼，且其诸种者亦不能相互同化，是以势不得不裂为数国而亡随之也”。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种亡国论，是日本的威胁。梁启超承认，这也正是他“日日忧之”的问题，但即便如此，也未必亡国：“国际公法虽曰不足恃，但无论何国，终不能毫无口实而兴兵以灭人国，彼虽日夜处心积虑以谋此，然必有机可乘然后能得志。”这种机会，一是中国主权者与它定盟约，将统治权的一部分移交给其手，然后其会取之，二是中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军队纷纷割据相攻，各省小政府分立，日本乘机而勘定中国。但是，欧战期间的中国不会给日本此两种可乘之机，将来若有这种机会，则不是日本亡我，而是我国自亡。

对于欧战各国当时所普遍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梁启超在《欧战蠡测》一文中进行了分析，认为参战国国民之所以能够“视战争为义务”，“其一由国家组织日就完善，内部偏受压抑之人渐少，国中不平之气渐消，故能抟控其民为一体，有事斯得其用;其二由政治日日改良，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日亲厚，人民共知国家为己身托命，无国则无所怙恃，故一遇国难，则如手足之捍头目;其三由教育日普及，多数国民，皆明于世界大势，知物竞至烈，非厚集其力不足以相倚而图存，断不肯漫争意见，自取分裂，以致削弱。”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