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公知梁启超(4)

在梁启超看来，民生就是战斗力，要抵御外侮，必先改良内政，“我国今日最患苦者，乃区区政治问题耳。政治一改良，则凡百皆迎刃而解。”

对德断交

“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尽管梁启超等人大声疾呼，但党争、权争之下，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现的良机，除了中立之外，毫无作为也难有作为。

1916 年，法国公使康悌受命与中国政府接触，希望从中国引进劳工，填补因战争造成的劳工缺口。中国最后同意向法国输出华工。

这一年，因应着混乱的国际局势，中国内部一地鸡毛。而最大的事件，就是袁世凯称帝，“鹰派”梁启超再露锋芒，支持其学生蔡锷起兵护法，南北分裂。6月份，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则继续当总理。在内部纷争中，欧战之事，自然无人关切。直到1917年。

1917年2月1日，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封锁海面战略。3日，美国宣布对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与美国一致行动。“鹰派”梁启超自此再度活跃，积极鼓动中国对德断交甚至宣战。

据梁启超在《余与此次对德外交之关系及其所主张》一文中披露，2月3日，他在天津得知美德绝交，立即致函段祺瑞，“劝其研究预备”，同时，又托众议院副议长陈敬民面谒段祺瑞转告。2月7日晚，中央派人赴津，询问梁启超对此事的意见。梁启超当即写成一封长信，陈述意见。信尚未发出，又接到北京电话，敦促其入京面商。8日晚上，梁启超进京。此时，中央已经开过六次国务会议及总统府联席会议，对德国提出抗议的大旨已定，梁启超自然表示赞成政府的决定，提出:一是既向德国提出抗议，便应有与德国绝交、宣战的决心，“苟无宣战之觉悟，则无宁勿抗议也”;二是在对德国提出抗议之前，应与协约国及各省督军、省长和国会先行接洽。

在接受《申报》采访时，他说自己“居京十日，进谒总统者凡六次”，催促黎元洪。在各方努力下，一向不和的黎元洪和段祺瑞，这次比较快地达成了共识，中国政府在2月9日下午6点向德国提出抗议。梁启超说：“此次外交，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前，余为取慎重主义之一人;当2月9日下午6点钟以后，余为取激进主义之一人。”

2月17日，情况再度发生戏剧性变化，不过，这次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悲剧——法国邮轮阿多斯号(Athos)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用鱼雷击沉，船上有1000名中国劳工，其中543人丧生。

这件事激化了正在酝酿的对德外交。一方面是美国在拉拢中国对德绝交，另一方面德国潜艇战又造成了华工的重大伤亡，梁启超认为中国应顺应世界潮流，赶紧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为此，他遭到了以原国民党参议员为主的舆论攻击，其“鹰派”言论被多方挑剔和指责。

在梁启超的大力协助下，政府终于顶着重重阻力，分别在3月10日、11日获得了众、参两院的通过。3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同德国绝交。

鹰隼试翼

但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绝交之后，梁启超则致力于推动对德宣战。他公开发表《外交方针质言》等文章，认为对德宣战，并不仅仅为了所谓公法、人道等“普通义”，更是为了“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从国家民族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仅仅是空头的道义出发，这是梁启超这位“鹰派”公知区别于他人的最为显著的标志。

梁启超所谓的“自处之途”，“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不足以奋进以求侧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他提出“凡国于世界者，皆不能不求与国”，中国在清前期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非受缠扰受压迫至无可奈何，决不肯与人开襟抱以相交际”，以致“不能齿列于世界国际团体中……成为一种惰力性，吾侪则确认此种惰力性为绝不适于现代国际之生存。苟长此因袭不变，则国家非终归淘汰焉而不止也。”在他看来，参战也是一种改革开放。



 

责任编辑：辛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