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公知梁启超(5)

针对有人主张对德国外交只能到绝交为止，万不能再言宣战，梁启超认为：“苟无宣战之觉悟，则自始宜勿抗议;既为严重之抗议，则结果必趋宿于宣战……抗议发出之一刹那顷，即为与德国恩断义绝之时”。如果既开罪于德国，而又不肯宣战，“复自外于美，自外于协约国，八面不见好，将来平和列席不可得，有敌无友，坐待处分，非丧心病狂，何至出此!”

对于种种攻击，一向笔锋犀利的梁启超，并未给予还击，而是呼吁大家不可将外交大事作为内部斗争的工具，他说:“凡稍有爱国心之血性男子，终当勿以内治与外交混为一谈，勿假对外问题为政争之武器。”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向有博学、犀利之名的“鹰派”梁启超及掌握各种资源的段祺瑞政府，面对种种舆论攻击并不还口，而那些学识有限、语言霸道甚至满口痞子腔的人，倒是猛烈攻击，甚至喊打喊杀。

倒是陈独秀在《对德外交》一文中，很是为梁启超说了几句公道话：

“夫以任公之政治知识，果能总揽政权，岂不愈于北洋军人万万，特以政象所趋，无论誉任公者、毁任公者，均不信任公有组织一党内阁之魄力与野心。”

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对党争干扰外交予以痛斥：

“新兴国家，党争自所不免。然党争逾轨，实为进步之障碍。倘有对外战争，各党贤者，食毛践土，具有天良，理当捐弃私愤，互相提携，以求达较远大之目的。南北军人亦将以患难相依，泯其畛域，此事影响于国家安危，岂不甚巨?”

党争再度迟误了外交，并且造成了内乱。

梁启超、段祺瑞推动参战，遭到总统黎元洪的坚决反对，在国会中占优势的原国民党势力也大力反对。参战案在国会受阻，总理段祺瑞急于求成，走了一步臭棋：居然在5月份导演了一出“公民团”请愿事件，找了一帮地痞充作公民代表，包围国会，试图逼迫议员，结果不仅没有得逞，反而导致国会反弹，要求改组内阁。

段祺瑞只好去职，避居天津，政府立即瘫痪，这引发更多的连锁反应。各地军阀立即表态，8省督军随即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张勋出面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趁乱拥戴溥仪复辟清室。段祺瑞等组织“讨逆军”，赶走溥仪、张勋，重新组阁，冯国璋则代理总统。

经此折腾，拖至8月14日，中国政府才正式宣布对德奥作战:

“爰自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起，对德国、奥国宣告立于战争地位。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条约、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间之关系者，系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

历史证明，中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明智的：不仅收回了相当大的部分利权，而且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亮相国际，这是自同光中兴之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再度露出中兴之象。尽管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引爆了国内的五四运动，但也为1921年在华盛顿会议上解决山东问题，做了极好的铺垫。

但梁启超此时似乎已经极度厌倦了政治的肮脏，他开始了欧洲考察，为中国收回利权而到处呼吁。

临行前，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宴请梁启超，梁启超说:“我们自对德宣战后，中德条约废止，日本在山东继承德国权力之说，当然没有了根据。”芳泽说：“我们日本人却不是这种解释。”说了这句，就不肯往下谈了。梁启超就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了，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以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

“鹰”，没有停歇，依然在飞，在一个充满了“鸽”与“鸡”的聒噪的国度……